戴过光荣花的二婶

王存东

二婶是位普通农村妇女，与我虽不沾亲带故，但每每忆起她，我心中却充满了敬重。

五十年前，我读小学，逢假期时，母亲常让我去乡下无子女的姨家住些日子。姨邻居家有一个同龄男孩是我的玩伴，他的母亲，我称呼二婶。二婶侍人热情，很喜欢我，因而我便成了她家的“常客”。

二婶中等身材，印象中她上衣常年穿的都是一件褪了色的蓝布偏襟袄。她丈夫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干不了重体力活。他们育有三女一子，老大乳名大嫚，接连又生二个女孩，索性名字随了老大，分别称为二嫚、三嫚；第四个是男孩，取名“兴发”，意为盼望他能给贫困的家庭，带来兴旺发达，生活富足。

有一年暑假，我依旧来到二婶家，她在院门外一棵合抱粗的柳树下，从麦草中捡落下的麦穗。兴发则倚在门框上，手里拿着用玉米面做外皮，熟地瓜干泥和豇豆做馅，在胶东称为“豆饽饽”的饭团在吃。二婶见我来了，随即命三嫚：“快去拿个豆饽饽给你这个弟弟吃”，三嫚抬腿跑回家里，从漏盘（带孔的餐盘）中取了一个同兴发吃的一样的豆饽饽给我。二婶接着又要了回去，转身来到屋里，从灶间挂在房梁上（孩子够不到）的篮子里，拿出一个用白面做外皮的豆饽饽递到我手里，说：“这个好吃，吃不够家里还有呢”。这时，兴发投来既羡慕又有点妒嫉的眼神。我掰下一块给他，他填到嘴里，方才露出了满足的笑容。当时吃豆饽饽的嗞味现在虽已淡漠，但那饱含着二婶爱心的特殊味道却经年不忘，越发感觉香甜、醇厚。

小孩子找玩伴，白天不分时间，有时在别人家吃饭时也站在旁边，边看边等着。我去找兴发玩的时候，常碰到他们家在用餐。二婶的家常饭，主要以煮地瓜或地瓜干为主，外加一两个算着精粮的玉米面饼子，鲜有其它。当时在农村，妇女和孩子们大都是吃煮地瓜或地瓜干，玉米面饼子主要是给上山劳动的男劳力吃。吃饭快结束时，二婶才拿起一个饼子掰开，分成几份给孩子们吃。后来我不解的问兴发缘故，他告诉我：“全家人都吃饼子不够，妈妈说，地瓜快吃饱了，再吃块饼子封封顶，以后打个嗝也是饼子味”。在那个饥馑年代，玉米饼子被视为了美食。我长大以后才真正理解了她做为母亲的良苦用心。

有一年夏天中午，三伏天热得人发昏，二婶仍在门外收拾麦草，汗水顺着脸颊、脖子往下淌，口渴得她让身旁的三嫚回家舀碗水喝。三嫚从家中水缸里盛了满满一碗凉水，双手捧着，不小心脚下一绊磕倒了，手中的白瓷碗掉在地上碎成两半。二婶赶忙起身跑过去扶起孩子，朝她身上就是几巴掌，说：“打碎了碗，你以后别用碗吃饭了！”三嫚连吓带痛“嘤嘤”哭出了声。坐在门口台阶上乘凉，脾气火爆的丈夫看到后，朝着二婶就吼骂起来。我心里顿时一惊。而她却不还口争辩，像没听见一样，抑或是习以为常任凭他吼着。二婶既心痛孩子又舍不得碗，隐忍着被丈夫责骂的委屈，悄悄撩起袄襟拭去噙着的眼泪，嘴里嗫嚅着：“从过门到恁家就没过几天好日子。”

在那个年代，瓷餐具对农家来说很珍贵，基本上一人只有一只碗。她仔细地将地上的碎碗瓷片捡起保存好。秋后，从槐树枝上采来“剥就”（螳螂卵的俗称），挤出汁液涂抹在瓷片断面上，严丝合缝地粘在一起，再放锅里加热蒸煮，破碎的碗复旧如初。

听姨讲，二婶干活舍得出力，参加集体劳动从不偷懒耍滑磨洋工，经常和男劳力飙着劲干，农活除了扶耧犁耙外，样样是把好手。男整壮劳力一天挣十个工分，妇女一般被评上六分就是顶格报酬，唯她被破格评为七分。

麦收季节，正值盛夏，俗语讲“男怕割麦，女愁坐月”，当时麦熟后全靠手工收割，可见麦收之累之苦。二婶麦收时巾帼不让须眉，男劳力每人割四垄，她同样割四垄与他们并肩推进。割倒的麦子，要靠马拉人背从田间搬运到打麦场进行脱粒。二婶背上的麦梱总是比其他妇女要大，别人劝她少背点，她心想要对得住七个工分，强撑着硬是不减。崎岖的山路上，她双手紧攥着胸前梱麦子的绳子，身后沉重的麦梱压得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散落的发绺被汗水浸洗，粘贴在额头和脸上。她佝偻着背，蹒蹒跚跚地走着，累了就靠在路边地堰上歇歇，再上路时要费劲地起落几次才能站稳。从后面看不到人，只见一堆麦草在向前移动。年少懂事的兴发时常会在半路上迎着妈妈，从背后双手托着麦捆，帮助母亲减轻一点负担。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地瓜在胶东农村是主要秋作物之一，地瓜干既是口粮和牲畜的饲料，也是向国家缴公粮的重要品种。晒地瓜干堪称“龙口”夺粮，这个季节经常遇到降雨，被雨淋过的地瓜干很容易长毛发霉，人无法食用，缴公粮时粮管所拒收，只能作为饲料。缺少了“山东大饼干”（地瓜干戏称）做口粮，来年青黄不接时，很多家庭将闹“饥荒”，可见地瓜干当时对农家的重要。

一天中午，天气突变，乌云越聚越密，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沉闷雷声，一场秋雨就要来临。山地里晾晒的一片片、白花花的地瓜干有泡汤的危险。此时，街上响起“咣咣、咣咣”的急促锣声，生产队长吆喝着通知社员：“马上到北山拾地瓜干啦！”。刚把午饭端到餐桌上的二婶听到后，顾不上吃饭，一边吩咐大嫚饭后带上厢房中的几块塑料布，带领弟弟、妹妹去自留地收拾自家晒的地瓜干，完了用塑料布蒙盖住。一边急忙从盘中拿起一块热地瓜，提上蒌子向北山奔去……

每次来到乡下时，看到二婶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像在到处喙食的老母鸡一样闲不着。成年累月的劳作，她手上干裂的指纹由于被泥土浸蚀，变成一道道黑纹。农活催人老，才四十岁出头，就像做了奶奶的人一样。

最后一次见到二婶是小学三年级暑假，在她家门口大柳树下。

二婶见到我打招呼说：“城里小客又回来了”。

我边回答边问道：“二婶，你去过莱阳城吗？”

她略有所思地说：“去过，那是年打莱阳城支前时去的，都过去几十年了，不知莱阳城变成啥样？”

听到她参加过战争支前，我心中顿然觉得二婶的形象高大起来，没想到眼前孱弱的普通农妇，竟然是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于是就问起她当年去莱阳城支前的事。二婶不以为意地一笑说：“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没啥好提的”。从小就喜欢听战斗故事的我，硬缠着她才讲起了当年支前的经历。

年入冬了，解放莱阳城的战役打响，当时她十八岁，参加了区里的支前民工队，任务是往前线运送物资，帮助照料伤员。仗打得很激烈，“隆隆”的爆炸声和像过年鞭炮似的枪声不绝于耳。看到从前线不断抬下来受伤或牺牲的年轻战士，她心里像刀绞一样难受。城内敌人负隅顽抗，久攻不下，交战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最危急的是国民党从青岛等地派出大量援兵向莱阳城扑来，敌人计划一旦得逞，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前后十天的鏖战，莱阳城终于被攻下（据有关资料，整个莱阳战役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和杂牌顽匪一万七千多人，我方也伤亡七千七百多人，其中就有支前民工）。战斗结束后她进到城里，看到四处残垣断壁，一片瓦砾，城北门附近有一座楼，墙上布满密密麻麻的枪眼，楼南是一条大街，两侧都是店铺……

二婶回忆着，仿佛回到了那炮火连天的岁月。未了，她感叹道：“莱阳城真大！”听着她的讲述，我脑海中涌现出一幕幕战斗影片的画面。

我问二婶当时害怕不？她说：“解放军在前面打仗死都不怕，我们在后面怕啥！”

不谙世事的我又问：“去支前也给工分吗？”

她笑道：“傻孩子，那时候哪有工分？共产党叫去，就跟着去了，不讲什么待遇价钱的。”

战斗胜利后，她被评为支前模范，表彰会上区里的领导给她胸前戴上了大红花。她至今觉得“什么花也不如那个大红花好看”。讲到这时，她脸上堆满了幸福的笑容，眼晴里闪烁出我未曾见过的光芒，那目光炯炯有神，自豪而坚毅。这可能是她过去的人生中最荣耀的时刻吧！

听着二婶对莱阳城的怀念，我邀请她等麦收结束了去看看莱阳城的变化，她说：“来回车票得花一块多钱，不去了，等爬大烟囱（指火化场）时再去吧。”说完，她“咯咯咯”地笑了起来，边笑着，眼角边渗出了酸涩的泪水。从眼睛里，我分明看出了她的渴望和希冀。

我又问她：“解放了，你为什么不到外面参加工作，还留在村里受苦？”，她无奈地轻轻叹了口气，旋而露出一丝苦笑，一句话也没解释，低头又忙手中的活计去了。

回到城里，我来到二婶说的位于大寺街北端的老楼前（现已拆除），它是战争后县城遗留下的最高建筑，青砖黑瓦，斑驳的砖墙上，我误认为是年久风化形成的点点块块残损，却原来是战争留下的累累弹痕。老楼矗立在那里，见证着战争风云，向煕来攘往的人们无声诉说着昔日厮杀的场景。

四十多年后，我又路过二婶家房前，年久发白的木院门关锁着。我不由慢下脚步，踟蹰在门前。那棵大柳树还在，它象一个髦耋老人守候在那里，虽然凹凸粗糙的树干上枯朽出一个大窟窿，但残缺的枝桠仍坚拔茂盛。

恰巧遇见兴发。他说，他父亲不到五十岁就病故了，母亲一个人撑起家，八十多岁时走的，一直住在老屋。生前对这几年的日子过得很满足，儿女几次提出陪她到城里看看，她都推辞说，在家看看电视，啥都知道了。所以一直没有再去过城里，也未再听母亲向别人提及她当年支前的那些事。

我站在二婶家门外，睹物思人，怅然若失，不禁泪水模糊了双眼。二婶好像只为尽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来到这个世界上。操劳一生，从不索取。她很普通，就象眼前这棵大柳树，扎根在贫脊的土地中，不被人们呵护，甚至忽视了它的存无，但它却倔强地生长着，为人们夏天遮荫送凉。二婶在物质上虽不曾富有，但在她心灵深处却绽放着一朵永不凋谢的光荣花，因为那是她的“图腾”。

作者简介

王存东工行烟台分行退休员工，爱好文学、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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