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略阳城往西三十七公里，康县遥坪往东十五公里，是我的故乡药木院。西汉水浩浩荡荡，流经十里八乡，遥坪河更是曲折回环，从村口逶迤而去。五个山头簇拥，后面的高，前面的矮，像一个圈椅，坐着百十户人家，大多姓裴，有几户姓侯、姓张、姓詹、姓李，也是亲戚、世交，不分你我。庄子不大，但是布局谨严，巷堂横四道、竖四道，皇城般规矩。八九十年代，都是一溜的土木结构两面水房子，黄墙青瓦，从山坡上望去，一派典型的陕南民居气象。山里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活在二十四节气里。其他的都是种、收、锄、耘，只有到了春节，才能缓和一气。

　　农村的年，从进腊就开始张罗。天气一冷，屋里屋外都结冰。我们家厨房门口放一个石头礤的猪槽，大清早猪就跑过来吃剩下的食，蹦蹦蹦，猪嘴碰到冰面上，吃不到，饿的哼哼。我妈就起来给喂食。但是它不知道，它吃不到几顿好食了。过不了几天，村里专门杀猪的师傅，就提着一个竹笼，里面放了长长的刀子、铁钩、斧子、浮石，来家里杀猪。邻居们都来帮忙逮猪，我们不敢看，躲在厨房里，但是知道他们提着猪的耳朵，推着猪的后臀，猪却是拼命挣扎，竟至于两脚离地。但终于被放上桌子，刀子从脖子里进去，血喷进洋瓷盆，呼哧呼哧几声，就不动弹了。

　　杀猪的下午，都要吃泡汤，这是近来我才知道的说有的地方又叫杀猪菜，太血淋淋，我们那直接叫吃肉。现在吃肉的味道变了，七碟子八碗，鸡鸭鱼肉，样样俱全，成了办酒席。正宗的泡汤，其实就是熬排骨、芹菜瘦肉、心肺汤、炒猪肝、炒血粑、烧肥肠等，再配上一罐子高粱酒，招待早上帮忙逮猪、杀猪、烫猪、翻肠子、洗肚子的邻居亲朋。但是小孩子很少有这种优待，一般都是每家叫一个大人，到了我能吃肉喝酒的时候，农村已经凋敝，不时兴了。杀完猪，我们小朋友得到的好处，是猪尿泡。那时候玩具少，我们用竹子削个管子，插在尿泡系上吹胀，可以当气球耍。到了尿泡干了的时候，一踢砰砰砰，有一种脆响。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全国人民送灶神。我们那也不叫送灶神，叫送灶花婆。这样一说，就亲切、和蔼了。讲究的人家，用小楷写一副对联：上天言好事，下地呈吉祥.贴在灶台边的墙上，锅边插一炷香，摆两个花馍，有时候也放一饼炮。到了二十六，乡亲们就要到徐家坪、秦家坝或者遥坪去赶场，买香蜡纸炮、芹葱粉条，置办年货。我们那不逢场，但是到了腊月二十五六，商店门上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周边的自然村，如罗家嘴、青岗坪、江口坝、张家坝，也都过来赶热闹。贩菜的瞅准时机，用大卡车拉来大葱白菜、苹果鸭梨，也是一扫而光。准备齐全了，在外面上班的、打工的，也都慢慢回来了，于是呼朋唤友、串门走亲，家家屋里就传出了划拳的声音。

2.

　　小时候大家都爱过年。每个人的小时候，也都有几分相似，大不了吃好吃的，穿新衣服。我们家姊妹三个，家里自然清贫，到了腊月，我妈就得张罗我们的吃穿。一般也不计较男女，一律买花花布，给我和两个妹妹一人做一身崭新的棉袄，脚上是好看的棉鞋，我们叫鸡窝子，穿上厚厚的，十分暖和。我向小朋友夸耀，使劲向罩在牛粪堆上的刺丛上靠，竟然不疼。我大爸那时在郭镇区委工作，有时候回来给我们带个玩具。有一年带了一个微型的照相机，是个模型，但是把我高兴得不行，站在巷堂里给别家的兄弟们骁（方言：炫耀），给他们照相，像极了现在的摄影家们。

　　到了腊月二十六以后，家家蒸花馍，蒸包子，做豆腐，做魔芋，煮肉。我和妹妹站在锅台边，等妈给我们分猪尾巴吃，腊汁猪尾巴，要多香有多香，一人只有一截，多了没有：一头猪只有一个尾巴。下午熬稀饭，早上烧罐罐茶，或者煮醪糟，包子烤得黄黄的，咬一口，流一手的腊汁油。腊月三十最忙，大清早大爸就起来扫巷堂，我起来的早就给他帮忙。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屋子里生上炭火，村子里的人就三三两两的来了，手里提着酒，拿着红纸，让我爷给写春联。春联一直要从早上写到下午，有时候我们上坟回来了，屋子里还等着人，就继续写。前几年是爷爷写，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主要是二爸写，后来我也学写毛笔字了，有时候也写，大哥参加工作了，他偶尔写一副，也贴到门上。我们写的，自己贴，爷爷和二爸主要给村里人写。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大年三十，就是一片红，那是放满院子的对联，有时候三十天下雪，就是红与白的交替，都好看，都温暖。

　　下午四点以后，村子里的人，就陆陆续续去上坟。裴家有两块坟地，一块在河那山脊上，那山像一只凤凰，头正对着庄子，我们的老坟就在右边的翅膀上。后来埋不下了，又在村后的桑树林里圈了一块地，现在就叫做桑林坟。大部分人家都要或者先去老坟，或者先去桑林坟：两块坟地里都埋着亲人。我跟着爷爷、大爸、二爸、大哥还有我爸，一大伙人浩浩荡荡往坟里走，大部分时间天上都飘着雪花，鸡窝子踏在雪地上，咯吱咯吱。然后扫青岗树叶，烧纸，上香，插蜡，放炮。到了下午六点以后，两处坟地的上空，青烟袅袅，好看的很。人们说，祖先已经各自领取了他们的年货！下午吃饭，自然是精致的席面，少不了几个凉盘、数道热菜、两个煨罐熬的汤。以前是红艳艳的高粱酒，喝起来甜蜜蜜、酸溜溜，又带着酒劲，在火炉上用大壶烫热，一人面前一碗，喝得面红耳赤。后来开始喝城固特曲、三粮液，有一瓶西凤或者泸州老窖，那就是好年了。吃完饭，小孩子在村里疯跑，大人们聚在一起，继续烤火、喝酒，有几个会讲古今的人，兴致来了也讲一段梁山伯与祝英台、孟丽君或者女驸马里的段子，会唱的自然就开唱。这样的聚会，来源于以前过年耍社火，村里有会唱的，会说的，会做的，有一些道具，踩高跷，耍狮子，唱眉户剧《三滴血》《小姑子贤》《张连卖布》但是，到我懂事的时候，这些已经不时兴了。九九四年，村里的团支部在乡政府的会议室里搞了一个联欢会，我首次听到了一个叔辈的年轻人，弹吉他，唱流行歌曲《水手》和《星星点灯》，我一下子迷上了音乐。那场晚会，很简陋，但大家也很快乐，跳三十六步，讲笑话，成为大家永恒的记忆。我唱了一首跑调的《潇洒走一回》，那时候算是很新潮了。又跟裴正两个人合说了一段相声，团支部给发了一只钢笔，一张新年贺卡，被我珍藏了很久。到了半夜，我被我爸叫起来放炮，有一年我还小，手里的竹棍上鞭炮一响，然震倒在地上，被大家一阵笑话！

3

　　我们药木院裴家分为四房，我是四房门的人，我们家以及房下兄弟们住的那一坨地方，叫做四房那。到了大年初一，各家各户互相拜年。一九九二年之前，我太奶奶还健在，那时候已经八十多岁，算是家族里辈最尊、寿最高的长者，我们大大小小二三十个娃，大清早到她的炕边去磕头。屋里跪不下，就一直跪到屋外的雪地里。我们好像是约好了的，大家一齐去，齐齐地跪下去，气氛庄严而壮观。爷爷和大爸负责给大家发红包。我小时候比较顽皮，往往在父亲的带领下，磨磨蹭蹭去，站在最后面，就只好跪在门外面，如果有雪，我就不想跪，父亲按着我的头，我使劲犟，跟牛一样。

　　一大早，大爸他们就把昨晚放完炮的纸屑清扫，堆在院子的角落。年里面的垃圾，是不能倒的，倒了就是倒财。但是屋里要收拾干净，桌子上用小碟子摆上糖果花生，火盆里煨上包谷酒，我伯叔辈的慢慢就都来给我太奶奶、我爷爷拜年，我爷爷、大爸坐在堂屋里，要陪他们喝酒，来人一拨一拨，他们就从早上陪到深夜，竟然可以不醉！遇到带小娃的，就在衣兜里塞满糖果，再给上五块压岁钱！二爸、大哥我们几个人，就负责到各家各户去拜年，那时候我叫爷爷的都还健在，早上跑几家，下午跑几家，回来兜里也装满了糖果压岁钱。大哥有手艺，会修电器，偶尔给亲戚们修一修收音机，又带回来别人家蒸的包子，或者一大包柿饼！

　　那时候姐姐、妹妹们都没有出嫁，大爸、二爸也没有在城里买房，大哥也没有结婚，过年的时候，一大家人都回来，吃饭的时候，要坐两三桌子，睡觉的时候，要精心谋划，睡不下就在楼上打地铺。大哥参加工作后，带回来一个傻瓜相机，我们终于算是留下了一点过去的影子。我还是个孩子，不到十岁，妹妹们更小，姐姐还在上初中高中。二姐推着自行车，车上坐两个，旁边站一个，咔嚓！于是我现在回去，可以看到我当时穿着花棉袄的样子了！现在，该进城的进城，该结婚的结婚，各有各的家庭，各有各的事情，只有在初二三后，姑姑、姐姐们回来，能够团聚一下。有的头发已经白了，脸上有了皱纹，肉也吃不动了，酒也喝不动了。

　　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过年了，一年又一年，越来越快，催着我们变老，又催着我们的孩子出生，成长，变大。药木院的年，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各家各户不再互相请吃泡汤，随着老人的相继去世，能去拜年的也越来越少了。大年初一起床，我边喝茶得边想一下，今年还能给谁去拜年。到了去年，也就是年的春节，我已经没有可以去拜年的人家了。我心里明白，自己已经走在人生的中途了。桥梁正在拱起来，我慢慢成为最中间的那块石头，不但是堆压着生活的重负，也累积着生命的悲凉！过年之过，不是“身轻一鸟过”，而是“已过万重山”，是过命的过！

　　想想以前，年是自然而然来的，我们愿意，我们喜欢，年味从地底，从空中，从头到脚慢慢就浓起来。现在的年味，要“政府和人民”共同来营造，营造半天，还浓不起来。大家都说现在的年没有意思了，但是谁也谁不上来为啥！然而又回头想想，年其实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存在着，我们回家，我们与父母兄弟姊妹团聚，我们上坟、走亲、吃肉、喝酒，也仍然是其乐融融。害怕过年，只是已经长大的我们，加深了对无情时间的感受！然而没有时间的流逝，我们哪来的年，哪来的生老病死、幸福痛苦，哪来的人间百味！一辈又一辈，我们参差不齐地活在年里，这正应了一句古诗：“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我想，虽然时代在变，但中国人的年，作为一种颇具仪式感的人生节点，具有着提升、深化我们生命认知的重要性。我们的后辈，必将以不同的方式、相同的心情过年，去表达他们的幸福与温暖。

撰文∶裴祯祥　编辑∶吴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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