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共生研究院（IGS）：

宗旨：以球为本，和恊共生

志在：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立足：当代中国人做当代事

专注：中国社会自组织力成长、联合国改革与新世界秩序重建的哲学思考与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的制度建设，推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颁布继年《世界人权宣言》后的又一部划时代历史文献——《全球共生宣言》

倡行：用“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liveandletlive）的思维方式，普惠一种人人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

祈福：全人类各显神通，人人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长，以超越权利智慧，及其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和谐主义，走向全球共生，实现永久和平

城乡共生体，大美我中国

桃花源+瑞士模式与“生態文明特别行政区”概念性总体规划及产业定位

文/钱宏

錢宏，字公陽子、号芝公、笔名语桥、克洛夫，无党派人士，编审（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复旦大学访问学者，全球共生研究院创始人，中国作家恊会会员，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会员，国家九五计划重点工程《国学大师丛书》总主编，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特聘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中心特约研究员，“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获得者，全球共生（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编者按：当特色小镇的热浪接近峰值时，所谓特色小镇，不但鲜有特色，而可能迅速退潮，回归生態文明成长与乡村文明重建的常态。现征得作者同意，小编特在此发表《城乡共生体，大美我中国——桃花源+瑞士模式与“生態文明特别行政区”概念性总体规划及产业定位》，以飨读者。

[内容提要]本规划提出全球共生视野下的大美中国的建设梦想，其实质为中国生態文明发展路径的创新。具体以“桃花源+瑞士模式”作为县域或跨县域经济区（如“鄱阳湖生態经济区”、“长株潭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圈”）发展模式，由此产生以“生態文明特别行政区”方式建设“城乡共生体”的总体规划。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过程的生態文明，当有一个终极目标，这就是：一切为了倡导普及一种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

在当下，特别是要去真诚实行中国人率先全球提出来的“生態文明建设”的战略思想，坚定不移地努力使之上升为中国的最大国策，积极主动扶持社会成长，广泛建立健全的以“公民共生体”（Civilsymbiosome）为崭新内涵的社会组织形式——可演化为超越“差序格局”“（费孝通）及其特殊利益共同体（小圈子）的“城乡共生体”、“工农共生体”、“社区共生体”、“区域共生体”、“跨界共生体”、“跨国共生体”、“全球共生体”，开创中国特色的“善政”与“良治”。

——摘自《中国：共生崛起》

如果真的出现一个“雾霾中国”，归根结底，是我们现行生活方式的一个结果。我们现行的生活方式，是过去一个多世纪几代中国人从欧美、前苏联和日本选择性学习、模仿、拿来的。现在看来，这种选择性“拿来”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健康、简约、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所以，改变，从生活方式开始。

我曾在年2月底给江西省委省政府写信，建议他们申报中的“鄱阳湖生態经济区”，千万不要再重复以GDP（哪怕是绿色GDP）为最高目标的“经济特区”的老路。江西要搞，特别是用“生態经济”冠名，就要在一个更高更新更符合人类文明转型时代需要的起点上搞，率先设立“全国第一个最大最完整的生態文明试验区”。当年10月我应邀去鄱阳湖生態经济区内的共青城实地考察后，为当地做过一个“全生態建设”（自然生態、社会生態、文化生態、经济生態、政治生態）的总体规划。但同时，我给SURONG写信表示，鄱阳湖生態经济区作为国家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再是向中央政府要项目、要资金，而是要政策——不以GDP增长率为干部政绩考核参量，而要制定与生態经济相适应的考核标准，要到了这样的政策，他作为江西的最高长官，不但能得民心，而且能得官心！否则，他必面临“阳奉阴违”的尴尬。

只要改变价值标准，我相信这个总体规划适用于长江、珠江两大流域广大城乡。今不妨把这一总体规划，披露出来，就教先进，抛砖引玉，作为即将出版的《共生经济学》的收官之作。

桃花源+瑞士模式

首先，为什么要提“桃花源”？说到“桃花源”，当然是从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来的。陶渊明（—）是中国古朴田园风格的歌诗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陶渊明富有创新精神，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

其次，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在地理空间上，写的正是鄱阳湖沿岸的自然文化风貌，正如有的论者所言，文中主人公是渔人，所谓“缘溪行”，定然是从湖中来，缘溪而上，所见所感皆由此生。又据中国诗词协会理事、中国作协会员董晋先生考证，陶渊明祖籍为江西都昌县苏山脚鄱阳湖边的“陶家冲”，那里人们的生活，正是环鄱阳湖人民普遍的生活情景。

其三，《桃花源记》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仙界，一种具有历史纵向感很强的社会理想。在那里生活着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而非仙人，但重要的是那里的人们比一般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他们和平、宁静、幸福，通过自己的劳动葆有自己的真性情。陶渊明所描述桃花源生活，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自然生態优美，人民安居乐业；二是人际关系融洽，社会恊和文明；三是环境自成一体，不受外界打扰。桃花源里既没有长生也没有财宝，只有一片“耕读传世”的景象，是“耕读传世为主体特征”的文明传统的美丽写照。

所谓“耕读传世”，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精神，又具体体现为“渔、樵、耕、读”四种生活方式。记得我母亲喜欢唱的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开头一群仙女从天上俯首人间，合唱《仙女四赞》：

赞渔夫：渔家住在水中央，两岸芦花四围墙，挣开船儿洒下网，一网鱼虾一网粮。

赞樵夫：手拿开山斧一张，肩挑扁担上山岗，挑担柴儿上街卖，卖柴买米度日光。

赞农夫：庄稼之人不得闲，面朝黄土背朝天，但愿五谷收成好，家家户户庆丰年。

赞学子：读书之人坐寒窗，勤学苦思昼夜忙，要把那天文地理都通晓，男儿志气在四方。

如果从更深的文化层面解析“渔、樵、耕、读”四种生活方式就更是大有讲究了。“渔”，垂钓之乐，人皆尽知，而且，渔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还有谋取之意。比如广为流传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有人笑太公直钩无饵，可太公说：钓鱼有三术（指计谋），分别为：给人以利禄、使人效死、赐人官爵。鱼吞食了，就被钓丝牵住了，人拿了俸禄，就服从于国君。所以，用钓饵取鱼，鱼可以捕获，以利禄取人，人可以收罗尽，以家取国，国可以攻克，以国取天下，天下相安各得其所。“樵”，为打柴的人，但是，樵与翘同音，喻翘首盼望，洪福齐天。樵与巧谐音，喻巧夺天工。“耕”，那就更有讲究了，古人云：“传家二字耕与读，守家二字勤与俭”，耕字由耒与井合，耒与来谐音。井，指的是甘美之水，喻耕而带来不断的风水，寓财富之源。汉代杨雄《法言·学行》曰：“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我国古代有帝王亲耕之田，至孟春皆有耕籍之礼，以示重农。其礼先由皇帝亲耕，按犁三推三反，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末由籍田令其属耕毕。因此，在许多民间屏风上，大凡有的耕作的图案上，常有大象耕籍，喜鹊播种的画面。象为吉祥，鹊为灵鸟，寓为祥瑞，皇帝孝民、孝国而孝感动天，于是有大象与喜鹊相助。后世传虞为耕的象征。“读”，华夏子孙以读书为人生的最大追求。北宋真宗皇帝《劝学文》曰：“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车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最后又说：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古人还说：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一缘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我们中国人相信：书能化俗，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叫儿孙不时多读几行，总是开卷有益。

其实，“渔、樵、耕、读”四种生活方式中，已经包涵了中国生活方式的全部风雅情致。我本人在渊明先生故里“陶家冲”两头的苏山公社和左里公社躬耕十一年，听得农民伯伯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老辈们说：世上只有种田好，半年辛苦半年闲”。只要有闲，中国农民多半是“读书”，而不是像现在城乡居民有空就“修长城”（打麻将）。所以，比如在中国的乡村生活中，从来没有缺少过“酒、色、才、气、琴、棋、书、画、笔、墨、纸、砚”这些内容。年我陪同欧中联合商会秘书长去江西婺源考察，当我们在一个山坳口停下时，竟听到一位砍柴的农民一边作业一边吟诵唐诗，自得其乐。

最后，《桃花源记》提出的人文主题是：社会的出路和人民的幸福。就像爱情是生活的永恒主题一样，社会的出路和人民的幸福，也是一个永恒的生活主题。既然是永恒的生活主题，就需要一代一代的人自己去创造、去丰富、去赋予自己时代的文化内涵。在《仙女四赞》中的学子，其志向已经赋予了“以天下为怀”的开放心智这种新的内涵。这是对桃花源理想的突破与丰富。

可以说，桃花源“自然生態优美，人民安居乐业”和“人际关系融洽，社会恊和共生”两个特征，至今依然是“奔小康”的中国人民的生活目标，自然也是“鄱阳湖生態文明试验区”的目标。如果在江西新共青城的建设中哪怕是从文化产业的意义上，利用当地的地形地貌风物人情和特殊区域优势，能够再现并赋予“渔、樵、耕、读”四种自然生活方式以新的内涵，而桃花源中第三个特征，即“环境自成一体，不受外界打扰”，当然要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需要，进行修正丰富的，即：在不影响“自成一体”的前提下，热情接纳外界、“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