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先说后世的英宗和王振的评价，传统的观点是，英宗是个昏君，王振是个奸宦，英宗完全是受了王振的怂恿，才会一意孤行决定亲征，在回军路上，由于王振的瞎指挥，行军路线混乱，没有选择安全的蔚州-紫荆关路线，而是走了宣府-居庸关路线。

并且，由于要等待后队的千余辆辎重车辆，错误地选择了在没有水源的土木堡扎营，导致明军被包围歼灭。土木之变，罪魁祸首是王振，英宗负次要责任，这些观点在《明史》《明实录》等史料中都可以找到。

这是传统的说法，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正统十四年（年），瓦剌四路入侵，明军边将不能抵挡，损兵折将，在这个背景下，英宗决定亲征。先来看看英宗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从军事上来看，除了辽东和甘州两路人马未曾深入，也先太师和阿刺知院所统帅的两路瓦剌军均已深入明境。

除了重镇宣府和大同，其余城堡基本被攻克或弃守，大同都督宋瑛已出战身死，兵马损失大半，只有副将郭登勉强据守城市，已无力出战。宣府兵马未受损失，但宣府总兵官杨洪虽称第一良将，却从未与瓦剌交战，一直闭门不出，即使在土木堡英宗被围时也没有发一兵一卒来救，态度暧昧，广阔的塞外已是任凭瓦剌铁骑驰骋而没有阻碍。

如果明军不主动出击，即是坐视瓦剌在塞外四处劫掠而不加以制止，导致边防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明军出征成为必然选择。

在英宗之前，明朝皇帝亲征蒙古几成惯例。太祖虽未亲征但发动八次北伐，成祖朱棣五征蒙古，甚至死于北征军中，宣宗朱瞻基十年间四次巡边，北击蒙古，亲自射杀敌军先锋，亲征的皇帝未有失败过，这些武功无疑都鼓舞着23岁的朱祁镇跃跃欲试。

亲征的风险是巨大的，如果不是英宗主观上意欲亲征，面对群臣的反对，光靠王振的怂恿，不可能定议，毕竟王振权势再大，也无法裹挟英宗出征。王振善于揣摩上意，在英宗跃跃欲试的心理下，投其所好，起的是催化剂的作用。假使没有王振，换一位宦官或者大臣，能起到的作用是类似的，毕竟上层官场见风使舵的人太多，王振后又有石亨、曹吉祥等。

那么在军事上，亲征的把握大不大？

也先兵分四路，他率领的本部兵马开始大致在三到五万人，是中路的主力。明军由于消息落后和宣府总兵杨洪瞒报情报的原因，并未掌握到中路另一部阿刺知院部瓦剌的动向，而另外两路一路是脱脱不花部在辽东发动进攻，另一路则远在甘州，这两路兵马更多的是牵制和策应，由于距离过远，不能对宣大防线起到实质性威胁。

而英宗所带明军号称五十万，实际肯定是没有的，作战部队大致在十六到二十万之间，就出征前明军掌握的情报来看，就算以十六万人对三五万人，人数上还是有绝对优势，加上宣府大同及沿线城堡可以从旁策应，胜算还是不小的。

所以，亲征本身不能说错，只是策划和准备太仓促，英宗和王振没有军事经验又没有任命强有力的将领统领全军，这才是亲征的问题所在。

现在就结果来看，当然可以说是错的，但从当时英宗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明军击败了瓦剌，则是他一件不世之功，这个风险，他决定冒一冒，至于后世说都是英宗都是听了王振怂恿，只是为尊者讳而已，决定亲征的，只能是英宗自己。

历史很清楚，明代宦官仅仅是皇帝意志的代言人，完全不同于唐代宦官可以随意废立天子，宦官权势再大，也大不过皇帝一句话，王振之后，还有很多权宦，魏忠贤势力比王振大得多，但就是崇祯帝这么一个刚登基的新君就将其轻松拿下。

然而《明史》中的记载是这样的：十四年秋七月，瓦刺乜先大举入寇，王振挟帝亲征。这无疑是把亲征的锅全都甩给了王振。

明军前进到大同，未遇敌军，在大同决定班师。在回师的路线上，后世是这么记载的：车驾东还。……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

说是王振想光宗耀祖，安排大军走走蔚州-紫荆关路线，走了四十多里后，又因为王振恐怕大军践踏了庄稼，又改道往东走宣府-居庸关路线。

这里面有几个疑问，一是几十万大军行军，岂是儿戏，记载中英宗和全体随行大臣就如同王振的木偶一样，说往东不敢往西，王振的权力就真的大到可以代替英宗发号施令了吗？朱祁镇纵然信任王振，此等军国大事，难道一点自己的主见都没有？即使自己不懂，军中难道会无人进谏吗？

二是蔚州地处塞外，在接近中秋节的时候，有无庄稼可收？这是后世一直存疑的问题之一。即使有这个理由成立，王振难道会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作为改变行军路线的理由吗？那这个王振不是跟傻子无异了。

可见，一切的决策者都是英宗朱祁镇，如此诡异行军路线，决策者只能是朝令夕改的皇帝朱祁镇自己。王振为了减少对英宗的质疑，只好尽量替他遮掩，自己来背锅，先说皇上是为驾幸老奴府第，后又改口皇上是怕踏坏老奴家乡的庄稼，作为英宗亲信，忠心老奴，这个锅他背的也不算冤。

之前章节已经说过，明军在土木堡扎营，实属无奈之举，原因是怀来城已被占据，桑干河水源被切断，而行至土木堡，明军已损兵折将，加上天色将晚，不得已而为之。

实际局面是前有瓦剌阿刺知院部堵截，后有也先部步步紧逼，此时明军损失五万多人，而瓦剌军通过合兵和增兵，军队人数已与明军不相上下，加上天色将黑，明军就地扎营已是唯一选择。

根据《明史记事本末》记载，都认为王振是被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锤死的，（樊忠言）吾为天下诛此贼。说罢突围，杀数十人，最终战死。这也被很多文章引用，但这记载是否属实？

前面也说到过，由于后来英宗复辟，所以明朝方面的资料不得不为尊者讳，尽力为英宗开脱。而我们可以从蒙古的史料记载中来证实一下，《蒙古黄金史纲》是这么记载的，明军溃败时，并非所有人都放弃了抵抗，至少在皇帝身边，还有三百亲兵始终坚守着阵地，这三百人面对瓦剌军的包围，没有退缩，并且在最后关头还骄傲地说：我等系大明皇帝的臣子，岂可弃君逃跑。最后全部壮烈殉国，随后蒙古军才从战壕中将英宗拖出。

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面临包围时，皇帝始终在亲军护卫下躲在战壕之中，未曾移动，那为何樊忠在击杀王振之后会不顾皇帝自己突围？

这三百亲军应当就是皇帝身边的锦衣卫，这点在明朝著名的“平番得胜图”中皇帝周围军队的阵列可以得到证明，而翻遍相关史料，护卫将军这个官职仅仅在礼仪性的活动中有出现，是个临时性的官职，而锦衣卫中并没有这个官职，何以不隶属于皇帝直属亲军的樊忠会出现在皇帝身边？

另外，以王振的身份，不管什么时候，必然是在皇帝身边并也有自己的护卫，何以并非皇帝亲军的樊忠能接近并击杀王振而不被其死党攻击，然后转身离开皇帝自行突围呢？

明英宗在复辟之后，亲口说过王振死于王事，压根就没提到过樊忠此人，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王振并非樊忠所杀。但后世既然已对王振定了性，土木堡的锅全由他背，那自然就不能让他得个好死。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朱祁镇复位后，下诏为王振正名，并以香木为王振雕像，祭葬招魂。天顺元年（年），英宗开祖宗之先例，在京城智化寺北院为王振建立旌忠祠，以祭祀亡灵。要知道，在京城为一个宦官设祠，是明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何况还是被定性的王振。

假使王振真如记载所说如此这般，英宗还有必要在复位后如此大动干戈为王振正名吗？恰恰是王振帮英宗背了土木堡这口大锅，朱祁镇心中有所愧疚，才会不惜开祖宗先例为王振设忠祠。

明朝权宦不少，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荣宠比之王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没有人受到过这样的待遇。

（考直、瑾、忠贤，皆蒙主眷，而没后追思，惟振一人。）

明英宗为王振立祠的智化寺，时至今日仍然留存

前面已说过，明代宦官仅仅是皇帝意志的代言人，为皇帝背锅也是其职责所在。王振有责任，朱祁镇责任更大。历史的评价，应该颠倒一下，土木之变，英宗负主要责任，王振负次要责任。

（待续）上一篇请戳土木堡之变（五）：正统年间第一良将，宣府总兵杨洪，手握数万兵力，为何不去救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