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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伴随现代化进程在农村的持续推进，如何处理好传统乡村与现代产业发展的关系，是我国和发达国家农村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该文以独龙族为个案，通过“美蒂斯”概念的提出，即农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传统生产逻辑和生活智慧，从村落空间保留、循环时间认知与生存理性取向三个部分，反思和阐述了产业发展中传统生产生活逻辑的现代价值。认为其产业脱贫的成功之处在于，基层政府带领小农户将现代科技与地方智慧进行了有效衔接，使农业生产契合了生态文明要求与乡土习惯，同时为进入市场的小农户保留了生存退路与“安全阀”。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单纯的产业发展，更是“美蒂斯”的传承复兴，是乡村文明的整体复兴。[关键词]独龙族；传统生产生活逻辑；现代价值；乡村振兴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岭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乡村振兴互动研究”（19BMZ）、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创新团队”（批准号SKLX）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杨艳，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大理大学滇西社会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研究方向：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mêtis”被译为“美蒂斯”、“米提斯”，源自希腊语。古希腊神话中，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曾参加特洛伊战争，献计攻克了特洛亚，战争结束后他率部在海上漂流十年，历尽艰险得以返回故乡。荷马史诗在歌颂奥德修斯坚定意志与豪迈精神的同时，亦赞扬他正是具备丰富的“美蒂斯”经验才能找到回家的路，“美蒂斯”因此被英文翻译为“狡猾的技能”。詹姆斯·C·斯科特在其著作《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中对“mêtis”[1]（P.）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用“mêtis”形容传统农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与耕作相关的传统知识，如降雨、气候、自然灾害等，不仅指“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做出反应中形成广泛的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1]（P.），还“包括了将蕴含于地方经验中的知识形式与国家及其机构所使用更一般和抽象知识进行比较的手段”[1]（P.），它们与自然和生态相互照顾、给予，生产了“mêtis”，这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由于“美蒂斯”所蕴涵的内容“每次应用都需要针对本地条件做出相应地调整”[1]（P.），所以本土性为其根本属性。斯科特以“美蒂斯”的智慧认识社会，提出须处理好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关系，并以此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新进行了梳理。从这个意义上讲，“mêtis”就是生产生活中的本土建构。国外人类学、民族学对于传统生产知识的研究历史久远。早在年，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和伯夏（M.Mauss＆H.Beuchat）就在《社会学年鉴》上合作发表了《试论爱斯基摩社会的季节性变化》一文，研究爱斯基摩人伴随季节性变化而采取不同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年，英国人类学家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出版《努尔人》一书，考察了非洲尼罗河畔努尔人在不同季节所采取的差异化生计方式及其政治制度。这两项被学界誉为最早的生态人类学著作，呈现了传统生计方式与经济、政治生活的互动。20世纪5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类学、民族学者介入该领域，出版了《传统生态知识》（J.T.Inglis，）、《本土环境知识及其转型》（RoyEllen，eds.，）等重要学术论著。克利福德·格尔茨首次提出了“地方性知识”的概念，认为它不仅指生计、生活方式，还包括文化与制度的各个方面，该概念一定程度上和詹姆斯·C·斯科特在其著作中所提到的“mêtis”不谋而合。还有现代农业经济理论的奠基人舒尔茨，在提出以“技术变化”[2]（P.）改造传统农业的同时，亦强调了农民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知识的本土价值。国内研究方面，主要成果归纳起来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民族学领域对少数民族传统农业知识价值的探讨。刘旭霞（）以贵州黎平黄岗侗寨香禾糯为例分析了我国农业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柏贵喜（）等阐述了土家族传统农业生产知识对现代科技合理互补、保护物种资源多样性等方面的典型现代价值，并提出挖掘和反思传统农业知识现代价值的重要意义；李技文（）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作了研究成果的综述；龙运荣（）则对恩施红烈村传统养猪技术进行了调查。二是农学领域对传统生产技术现代价值的研究。王先明（）以西藏自治区为例，重点分析了传统的农作物品种、种植方式、栽培技术在西藏的实际应用，在强调传统农业技术价值的同时提倡应与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张琦（）认为传统农业技术是现代农业技术的基础；李向东（）通过传统农业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的比较，提出在继承传统农业优点的基础上应通过技术的改造和提升来实现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转型；蒋和平（）从技术结构、发展步骤、地域适应性、功能和技术体系角度为改造传统农业技术设计了选择路线；梁惠清（）则分析了传统农业技术发展的制度意义，借用现代战略管理工具重申了传统农业技术在现代区域农业发展中的独特价值。综上，无论民族学还是农学领域，以往传统知识研究主要聚焦于农业生产知识及其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技术价值，对乡村文明的整体性关照略显不足；研究内容上，多为个案知识现状的描述和归纳性研究，较少从深层逻辑出发对本土元素以解释性梳理。受益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作了进一步补充与完善。首次将“美蒂斯”的概念应用到我国少数民族农村的脱贫实践中，将“生产知识”拓展至更广泛的日常“生产生活”，从而使价值反思能从产业发展走向乡村文明的整体脉络；方法与内容上进行了民族学与农学的交叉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报导人制度等具体技术，从蕴含于深层社会结构中的空间、时间和观念切入，去阐释个案的传统生产生活逻辑。研究不囿于对个案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更希望追寻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中“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维度，将产业发展、资本的分析性关照与民族学对“人”与“物”的深描相结合，[3]既能通过经济学分析判断社会的发展现实，又能立足民族学的文化解释路径让现实分析回归乡土社会的大背景。在小农阶层还将长期存在的国情下，尤其受农业机械化影响程度较小、地方性知识保存相对完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该研究能从生产生活的角度，为农耕文化研究提供与乡村振兴互动的思辨空间，亦能为乡村振兴研究拓展从传统文化切入的应用领域与知识样本。基于此，笔者以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为样本框，采用立意非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了独龙族为个案。独龙族聚居在中缅边境的深山峡谷，历史上长期与世隔绝，是典型的跨境、“直接过渡”和人口较少民族，全国人口总数不过万，唯一聚居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①进入新世纪以后，各级政府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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