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书里第一回就说了，实际版本也是如此，脂评本、戚本、列（宁格勒）藏本都叫《石头记》。

　　本书第一回里还提到另外的书名：《情僧录》和《金陵十二钗》。虽有此名，却未见这样的版本。

　　用得最广泛的还是《红楼梦》的书名，所有外文译本都是用这个名称，最多翻译时加个介词，使之类似“梦在红楼”或“红楼之梦”。

　　还有一个名字被坊间采用过：《金玉缘》。我上小学时就读过名为《金玉缘》的《红楼梦》。

　　我拙于考据，拎不清几个名称出现的缘起始末，只想从文学性、书名学的意义上说一说。

　　“金玉缘”云云，向通俗小说方面发展，它突出了薛宝钗的地位，不准确，因为全书一直贯穿着究竟是“金玉良缘”还是“木石前盟”的悖论，困扰、撕裂灵魂的悲剧性矛盾。

　　“金陵十二钗”取名不错，既金陵又一家伙十二个女性，有气势也有魅力，或者说有“卖点”，不知为什么未被书界接受。可能是只提出十二个女性，嫌单纯了些。我倒是见过以此命名的画图。澳门濠景酒店就出售一种茶托，图画是“金陵十二钗”。

　　“情僧录”是十二钗的另一面，与十二钗互为对象，从情僧（即贾宝玉）眼里看出去，是“十二钗”；从十二钗眼里看出去，只有一个贾宝玉。“情”与“十”两个名称都有人物但缺少构成小说的一个特质：故事。有道是艺术性强的小说应以人物为重心，有理，但叙事诗、报告文学、散文速写也都可以写人为主。还有不论你默认也好，气急败坏地骂娘也好，多数读者读小说，首先是由于受到了故事的吸引。

　　情僧云云，多少有主题先行、装腔作势、与常识较劲直至洒狗血的嫌疑。

　　最好的书名当然是《石头记》，这方面我曾与宗璞讨论过，我们两个的意见一致。石头云云，最质朴，最本初，最平静，最终极也最哲学，同时又最令人唏嘘不已。多少滋味，尽在不言中。

　　石头亦大矣，直击宇宙，直通宝玉，登高望远，却又具体而微，与全书的核心道具即宝玉脖子上挂着的那块通灵玉息息相关。这样的名称只能天赐，非人力所能也。

　　我建议，今后出版社再印此书（指供大众阅读的长篇小说，不是指专门的什么什么版本），干脆用《石头记》书名，值得试一把。

　　《红楼梦》则比较中庸，红者女性也，闺阁也，女红、红颜、红妆、红粉……不无吸引力。楼者大家也，豪宅也，望族也，也是长篇小说的擅长题材。梦者罗曼司也，沧桑也，爱情幻灭也，依依不舍而又人去楼空也。多少西洋爱情小说名著，从《茵梦湖》到《安娜·卡列尼娜》都是靠这种写法征服读者。

　　与《石头记》相比，《红楼梦》还是露了一点，俗了一点。这又是悖论。我们不希望把小说写俗了，但是在我国，与诗词、散文、政论相比，小说与戏曲从来都是俗文学。

　　还有一条，过分地偏激地咋咋呼呼痛斥世俗通俗，本身也可能是一种矫情做作，也是俗的一个变种罢了。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生而衔之的那块玉是一个关键性的部件。第一，它是贾宝玉此人的另一个“我”，它是宝玉的物格化，也就是说贾宝玉公子是这块玉的人格化，它们互为主体。第二，它是贾宝玉也是全书的一个符号。第三，它是全书的主线：由女娲补天未用之石变成通灵之玉，幻化为人，经历种种，复变成一块石头，回到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符合中国哲学的对于圆形的崇拜、循环观念与周而复始的观念。第四，它是作者的哲学：发生学、未来学与终极关怀，是作者理智上想讲实际上未必做得到的一种人生观，虚无主义又现实主义。虚无而不彻底，因为虚无会变成现实，一块石头会变成一个贾宝玉其人；现实而不现实，因为贾公子的一切是石头变的，最后还得变成石头。第五，它还组织了一些情节，使得现在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带上了象征主义直至魔幻主义的色彩。

　　石头的说法使《红楼梦》阔大终极。玉的变幻使《红楼梦》显得灵动。绝非爬行的现实主义。

　　以庚辰本回目为例，第一回、第八回、第二十五回、九十四回、一百一十六回，回目中都有“通灵”字样。无此字样但仍然写到乃至是围绕此玉写的章节更多，如见到林黛玉时的摔玉情景，张道士看玉给麒麟等情节。总括来说，贾宝玉的平安祸福都反映到了那块玉上面。

　　还有一僧一道，丢玉啊，送玉啊，弄得极其闹热。

　　这一类情节本来很容易鄙俗化、狗血化，所以高鹗写到后来丢玉时，还出现了各种假冒伪劣之玉。这其实很值得深思。有真就一定有假，有高明就一定可能变成拙劣。幸亏这里有一个重要交代，这样，通灵玉的情节不致走火入魔，往野蛮愚昧丑恶邪祟上走。

　　这个关键性的交代就是石头，玉的本质、来源、归宿都是石头，只这么一想，你就开阔了、平静了、惆怅了、悲哀了也升华了。不简单。

　　如此这般，你仍然觉得意犹未尽，对这种前无先例、后无承接的写法仍然觉得不清不明，觉得仍然没有说到穴位上。实是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胡适博士对于衔玉而生的写法颇不以为然，他在给高阳的信中就明说了这一点。这实在是很奇怪，与胡博士的水平、地位、影响不相称，我只能说他是以产科学的观点来评价这块通灵玉的出场的。

《红楼梦》第三回描写宝玉第一次与黛玉见面：

　　宝玉……又问黛玉：“可也有玉没有？”众人不解其语，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问我有也无，因答道：“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吓的众人一拥争去拾玉。贾母急的搂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宝玉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贾母忙哄他道：“你这妹妹原有这个来的，因你姑妈去世时，舍不得你妹妹，无法处，遂将他的玉带了去了：一则全殉葬之礼，尽你妹妹之孝心；二则你姑妈之灵，亦可权作见了女儿之意。因此他只说没有这个，不便自己夸张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还不好生慎重带上，仔细你娘知道了。”说着，便向丫鬟手中接来，亲与他带上。宝玉听如此说，想一想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别论了。

　　这一段写得超常。一个少年见了另一个少年，发现对方有一种什么好东西，而自己没有，因而哭闹，这可以理解，因为人有私有占有的欲望。但因为自己有而对方没有便“无私”地闹了起来，这不可理解。

　　超常，所以绝妙；妙却难解，难解，就更妙。如果是那种单薄的情节处理，受了委屈哭，得了甜头笑，还有什么捉摸头呢？

　　此章做了铺垫，先说是宝玉“有时似傻如狂”“行为偏僻性乖张”，还说他是“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如此这般。

　　但我们看一看，宝玉并非见人就问人家有玉无玉，更从未在人前摔过玉。摔玉的情分与痴狂并不是每一个接触过宝玉的少女都能得到的。这么一想，你就为之感动，为之泪下了。

　　是的，这是宿命，这是前世的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的还泪之情所注定的，它无法解释也不必解释。宝玉爱黛玉，这是不能讨论的。爱情如电如雷霆，如疯狂如冤孽如病痛，它的强度甚至超过了生与死。宝玉见了黛玉，他能不闹吗？他能踏实吗？他能正常吗？

　　见到自己的所爱就如同见到了自己的前生、现世与未来，如同见到了自己的灵魂、形影与存在……他能不要求对方与自己保持完全的一致吗？

　　如果依弗洛伊德的说法，小女孩见到男孩的身体，会误以为自己缺少了什么，那么男孩见到女孩觉得自己多余了点什么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个问题上，曹雪芹的文学比弗洛伊德的科学更多了一些对于女性的体贴，比弗洛伊德的科学多了点人文，是不是呢？

　　这仍然不能完全解开摔玉的故事，我们还将继续分析下去琢磨下去。这里要说的是，从青年修养的角度上看，我们应该告诉下一代人对爱情也可以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而某个人，如果他或她经历过类似宝玉与黛玉式的迷狂的痛苦的爱情，他或她尝到了哭玉摔玉式的滋味，我们有理由为之感叹：既然上苍给予了我们男女的分别，给予了人类以感情和灵性，那么他或她有福了，他或她算是货真价实地活过了也爱过了。

　　顺便说一下，贾母临时编撰的黛玉的莫须有的以玉殉母的故事确实大近情理。贾母这样好的虚构能力，比后世那些毫无想象力，只会写自身的一点室内剧肥皂剧式经历的作家要更适合搞创作。有一位也不甚年轻的朋友一听到“搞创作”云云便痛不欲生（可能以为这样说亵渎了文学吧），如果他又要痛苦，只得请便了。

许多专家都高度评价《红楼梦》的反封建意识。例如宝玉最讨厌仕途经济、读书上进、功名利禄、修齐治平那一套，并以对此说“不”作为择友的标准，深深赞扬黛玉从不说那一套“混账话”。

　　有些专家研究了曹雪芹时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个性解放之类的新思想的出现，判定《红楼梦》的思想之所以出新，是新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阶段的前兆。这些论述都是很重要、很令人佩服的，对于我们理解《红》书的时代背景肯定有益，对于我们理解五种生产方式、历史唯物主义也肯定大有裨益。

　　同时也有另一种思路，中国的封建社会和任何一个地区的一种社会一样，它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单一的、铁板一块的，而是充满着悖论与冲突，有正题就有反题，有向着灯的就有向着火的，有牢牢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有被统治的、不服统治的、歪着拧着也要出笼的其他思想。

　　相传公元前二千多年，唐尧向许由探讨向他禅位的可能性的时候许由坚辞不受，逃往箕山。尧再派人劝他担任九州长官，他很不高兴，而且以颍水洗耳表示劝仕的话污染了他清洁的耳朵。至今河南许昌一带还有许由洞、洗耳河、许由洞村等景点。这可以说是宝玉的第一个精神祖先、精神资源。

　　老庄也讨厌儒家那一套。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用我的话说，失去了自然本真才讲价值规范，失去了价值规范才讲爱心教育，失去了爱心才讲信用友谊，失去了信用友谊才讲秩序自律。这与宝玉的批评“文死谏、武死战”大意差不多。

　　到了魏晋南北朝，厌弃仕途经济的名士就更多了。著名的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便表达了这种清高，竹林七贤中的其他人（包括山巨源即山涛）也都有这方面的惊世骇俗的言行可考。

　　晚明的李卓吾更是特立独行，软硬不吃，宝玉应引为同道。

　　时到新中国，有钱锺书式的高士。他最后还是担任了社科院副院长，副部级，惹得至今有人还在煞有介事地讨论他是怎么住进了部长楼，甚至说是某某个人一句话使他进入新居，编造神话，再徒劳地研究评析批判一番。

　　海峡对岸有李敖，专门批之谤之。时代不同了，不合作者们的选择大大拓宽了。

　　当代还有一些高士其实是被迫断了仕途经济的念头的，之后崇拜者们大喊“伟大的孤独”什么的。

　　当然，宝玉与这些个人不同，他同样无意标榜自己的高雅、清洁或文才、天才或平民意识，只是沉醉于青春与女性。这与其说是出于某种观念，不如说是青春期的自由与放诞。他不像许由爱农重农，守护大地与庶民身份；老庄高明，棋高一着，道高一丈，理深三尺三；嵇康珍惜清洁，仇视媚俗；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意识形态。

　　中国是厉害，有两个源远流长，一个是仕途经济乃至官迷们源远流长，一个是性灵第一视功名如粪土乃至作秀也是源远流长。

《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喜欢女孩子，他的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匪夷所思，很有表达力、想象力。

　　或谓这也是反封建。可能，至少客观上是对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势力的反拨。

　　离现代的女性女权主义则尚远。现代意识强调的是人众的平等，不能搞男尊女卑，也不能相反。

　　贾府里的男性则确实不如女性，我以为这是由他们的寄生生活所致。他们的腐烂比女子更胜十倍，他们比女子更少礼教约束，应归于蠢猪癞狗之属。他们又不怎么管家务家政，历来是男主外女主内嘛。特权制度使他们只须养尊处优，不须运筹谋划，一个个全成了废物。

　　贾府的男子中有一个正派一点的就是贾政，贾政读了些圣贤书，就更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人众。历史悠久的中国经典本来就是理想化、审美化的教训，对人有启发，但可操作性甚差，这样的书必然造成书读得愈多愈蠢，远不如文盲半文盲的凤姐。凤姐正因为不读书，只能经验主义地处理事务实务，虽然缺少远见与自律，毕竟没有她就更乱成一团。

　　宝玉的为女子说话只限于为未婚少女说点感想与抒情的话，他屡屡感叹，好端端一个女孩，长大出嫁以后就换成另外一个人，变得粗俗荼毒丑恶可厌。这实在不像是在争女权，而是像青春期的弗洛伊德心理。毋庸讳言，我在宝玉那般年纪的时候就每每惊异于女孩子的热情、聪明、活泼、美丽，不论头发还是服装，唱歌还是跳舞，一切女胜于男，从而感叹男孩的平庸、邋遢、不如女孩清洁，例如我那时的男孩个个一身汗臭。

　　宝玉看人有点唯美主义。他喜欢北静王，除了北静王的地位与对贾家的恩庇以外，是因为北静王“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宝玉也喜欢秦钟，见到秦的外表自惭形秽地无地自容。说起来，这方面宝玉还有点兼容的同性恋倾向。

　　真正“女儿”们有难的时候，宝玉其实是一个屁也不敢放的。金钏之死宝玉有大责，他只能在金死后去偷偷烧个香。晴雯生病是由于为他补裘，被逐是王夫人为了他的健康成长而采取的措施，他去探望了一次似乎多么惊天动地，然后写一篇诔，似乎也已经恩重于山了。

　　宝玉的反抗性有限，大多以孩子淘气、刁钻、撒娇的形式出现，似不能评价太高了。

一般认为黛玉也是富有叛逆性格的，故而与宝玉结为知己，黛玉的小性、挑剔、使气、悲观、与俗鲜谐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实林小姐一上来并非如此。第三回写她初到贾府看见贾家奴仆“穿吃用度已是不凡，何况今至其家。多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她这时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她的心态更像是个小媳妇、小公务员。

　　有实例为证，早先黛玉由于体弱，饭后要过片时方吃茶，不伤脾胃。（王按，这在今天看来仍是合乎科学道理的，以免冲淡胃液，影响消化。）但第一顿饭她就发现贾家与她家不同，吃完饭就上茶：“今黛玉见了这里许多规矩不似家中，亦只得随和着些……”入乡随俗，黛玉绝非不讲人情世故。

　　黛玉第一次显出脾气来是第七回，送宫花送到她那里，薛姨妈的礼物，她立即问是专送我还是都有，得知并非单送她而到了她这里宫花只剩两枝时，立即表示她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不会送到她那里去。受了她的刺话的恰恰是有头有脸的凤姐的亲信周瑞家的。黛玉与刚到贾府时判若两人，不调查，不讲理，不区分对象，不厘清目标，不计后果，生事。比她任何一次闹脾气都更无理。

　　想来想去只能有一个解释，黛玉已经陷入对宝玉的爱情当中，也已经对自己在贾府的地位有了某些自信，行市大涨了。人的处境愈好脾气就愈大，这是人性的弱点之一。以她的年龄，她的处境，当时的环境叫作“语境”的，她陷入情感波澜后的唯一可能、唯一出路就是从此喜怒无常，悲从中来，饱受精神的煎熬。

　　林黛玉是个极重感情又聪明绝顶的女孩子，除了重感情，重宝玉，她还能重什么呢？她不像宝玉还能泛爱博爱一番，她一爱上宝玉就只能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了。

　　我在某次讲座中与听众交流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林黛玉的情感是超常的，能让林黛玉爱上一回，即使最后被她折磨得跳了井，也是值得的啊。”

第七回说到宝钗有一种病，是胎里带来的热毒，吃各种药都无效，后由一秃头和尚开了“海上方”（仙方、秘方），名之为“冷香丸”。其处方如下：

　　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王按，此前花瓣不晒干怎样保存呢？不会霉坏吗？存疑。）……又要雨水这日的天落水十二钱……还要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和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瓷坛内，埋在花根底下……

　　谁读到这里都会忍俊不禁：多么荒唐，多么美丽，多么可爱，多么讲究，多么奢侈，多么莫名其妙！

　　阔小姐真能折腾呀，看一看一个人的生病求医用药情况，就知道此人的阶级阶层地位特别是消费层次了。

　　这不像药方，倒像童话、神话、诗、酒令、谜语。与其说它是功能（治病）性文本，不如说是文字性、语言性、文学性、诗性、审美性、哲学性、玄学性、神秘性、巫祝性、巫术性却也是游戏性的文本。

　　读完这个药方你的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亏他想得出！”它似是出自出色的想象力而不是临床医术。

　　它很直观，白者花者水者，洁无瑕也，冷如冰也，美如花也，高贵典雅天姿国色者也。

　　它天人合一，以天医人救人：春夏秋冬，四时节令，雨露霜雪，植物花卉，无不中的，无不暗含玄机，无不契合天意天数。

　　它包含文字崇拜特别是数字崇拜，读之赏心悦目，而十二与四，当然不是普通数字，甚至西洋也青睐十二（一打）一数，阳历阴历一年都是十二个月。这些数字里也有天机，有东方神秘主义。中国崇拜的数字更多，如一（元）、二（阴阳）、三（星）、五（行）、六（顺）、七（巧）、八（卦）、九（九归一）等，各有深意，各有积淀。中国称命称数，或称气数，这极有味，数字对于国人是具有神学意味的。太可爱了。

　　它是女性的。它符合薛宝钗的身份性格，甚至也符合林黛玉的身份性格。即使仅仅看药方，也可以看出作者曹雪芹对于宝钗这个人物的非以等闲视之。

　　试想，除了宝钗，湘云能吃这种药吗？她那么活泼无挂碍，吃这个不是捣乱吗？别人就更不须考虑。只有黛玉是完全配吃这个冷香丸的，或者可以说黛玉不吃已经冷而香了。这么一说，这个药方太巧太要巧涉嫌矫饰，反而不够自然而略显做作了。这正是无药而自冷自香的黛玉高出一筹的地方。

　　被认为荒谬绝伦的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这里又得到了一证。按，以现实主义理论人物分析方法来看，钗黛合一说是胡说八道，是的，但是以文化符号学的观点来看，合一说并非完全的无稽之谈。至少，读《红楼》，事事时时处处要把这两位女性联系起来理解，钗不能离黛，黛不能离钗，否则就读不懂《红楼梦》。

　　它不像出自“现实主义”的《红楼梦》，倒像出自带有当时世俗化宗教化印迹的道家著作《淮南子》，或者类似的药方出现于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应该更加自然。这说明，中国的现实主义是灵动的现实主义，开放的现实主义，神思八极、心有旁骛的超现实主义，而不是画地为牢的现实主义。

　　这还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直观性、整体性、审美性、想当然性与诗性，与西方的逻辑推理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传统大异其趣。

　　如无大病，倒是可以吃点这一类药，想来有益无损；吃花，现代医学也是肯定的吧。真得了大病还是要化验透视扫描打针吃药手术，不论平素你怎样地做出轻视科学技术的人文派头。

宝玉的脖子上挂着的有：项圈，寄名锁，护身符，落生时衔着的那块玉。此外，他头戴束发嵌宝紫金冠，额上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身上系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

　　很阔绰。更是为求吉祥。

　　人们生下来时都是“无产阶级”，叫作一无所有，叫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不知道是不是人为自己的赤条条身世身份而寂寞孤单惭愧，总是用许多玩意点缀、丰满、保佑自身。

　　人们还倾向于寻求某个物件的神性、主宰性及其与自身的对应性。西人脖子上要挂十字架、护身符，佛家要挂念珠，同样有护身符。各民族都有这方面的习俗。

　　宝玉的玉先天带来，自是神异。玉的正面用篆体写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背面写着“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这个背面写得太低俗直露了，应属败笔。但它反映了，人们不但追求物件的对应性、神性、主宰性，而且追求语言文字的同样的神学功能。篆字比较繁复美观，似带神性，乃成为首选。

　　物件与文字，宝玉拥有的很足实。姓贾的这位公子有福了。

　　宝钗差一点，没有生而有之的物件，却有得自癞头和尚的文字“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又制作了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以之装饰金灿灿的项圈、金锁。有此一物，有此八个字，也够宝钗受用不尽的了。

　　口中衔之，当然是宿命。和尚给拟稿，也是命，另一个稍浅层次的命。命与命也是可能相悖的，不但人与人冲突，命运与命运也冲突，谁能活得踏实平安？

　　黛玉最伟大，她脖子上什么都没有。她为之伤心、疑惑、悲哀，她不懂以无胜有的道理，她时时感到的是一无所有在一应俱全面前的弱势。

　　你我大致也是林黛玉，你我的脖子上也是什么都没有。女性买个项链，也远没有这些名堂。我们生下来，没有玉，没有金，没有篆字灵符，只有一双手，一颗心，一种未必能够实现的愿望，一腔眼泪。然后，噙着泪，焦着心，忙碌与慨叹着自己的一生。我们胜过林黛玉的地方当然多多，我们未欠泪债，所以，我们还会常常含着微笑，至少可以自嘲这个一无所有。

宝玉的脖子上挂着的有：项圈，寄名锁，护身符，落生时衔着的那块玉。此外，他头戴束发嵌宝紫金冠，额上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身上系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

　　很阔绰。更是为求吉祥。

　　人们生下来时都是“无产阶级”，叫作一无所有，叫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不知道是不是人为自己的赤条条身世身份而寂寞孤单惭愧，总是用许多玩意点缀、丰满、保佑自身。

　　人们还倾向于寻求某个物件的神性、主宰性及其与自身的对应性。西人脖子上要挂十字架、护身符，佛家要挂念珠，同样有护身符。各民族都有这方面的习俗。

　　宝玉的玉先天带来，自是神异。玉的正面用篆体写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背面写着“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这个背面写得太低俗直露了，应属败笔。但它反映了，人们不但追求物件的对应性、神性、主宰性，而且追求语言文字的同样的神学功能。篆字比较繁复美观，似带神性，乃成为首选。

　　物件与文字，宝玉拥有的很足实。姓贾的这位公子有福了。

　　宝钗差一点，没有生而有之的物件，却有得自癞头和尚的文字“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又制作了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以之装饰金灿灿的项圈、金锁。有此一物，有此八个字，也够宝钗受用不尽的了。

　　口中衔之，当然是宿命。和尚给拟稿，也是命，另一个稍浅层次的命。命与命也是可能相悖的，不但人与人冲突，命运与命运也冲突，谁能活得踏实平安？

　　黛玉最伟大，她脖子上什么都没有。她为之伤心、疑惑、悲哀，她不懂以无胜有的道理，她时时感到的是一无所有在一应俱全面前的弱势。

　　你我大致也是林黛玉，你我的脖子上也是什么都没有。女性买个项链，也远没有这些名堂。我们生下来，没有玉，没有金，没有篆字灵符，只有一双手，一颗心，一种未必能够实现的愿望，一腔眼泪。然后，噙着泪，焦着心，忙碌与慨叹着自己的一生。我们胜过林黛玉的地方当然多多，我们未欠泪债，所以，我们还会常常含着微笑，至少可以自嘲这个一无所有。

《红楼梦》里写到的那种没有公平竞技——费厄泼赖的社会，主子完全不必有什么高明，高贵者常常很蠢很赖很痞——中国的贵族可没有中世纪欧洲贵族的那点举止风度，声言自己出自贵族门槛的中国作家千万别忘了这点国情，不要原想抹润面乳的结果变成了抹驴粪蛋。偷鸡摸狗的贾琏，浑不讲理的薛蟠，无耻下流的贾珍贾蓉父子，百无一用的贾政，霉朽恶臭的贾赦，都俨然是老少爷们儿，那么宝玉虽然（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接班人）不称职，还算好的。

　　一般地说侍候这位爷算是容易的，他待人也还过得去，除吃瘪一日怒火中踢过开门迟缓的袭人一脚，没见他虐待过男仆。

　　很多人不喜欢善于处世的袭人，为宝玉的这一脚喝彩。

　　但是他的任性而为也出了难题。跟着他的年龄稍长的听差是李贵。第九回程甲本中叫“训劣子李贵承申饬……”，贾政嫌儿子不读书成器，便在仇恨洋溢地齿冷地讥诮宝玉之后训斥起李贵来，扬言：“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进的算账！”

　　吓得李贵叩头，并禀报说二爷正在读“攸攸鹿鸣，荷叶浮萍”（“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之误），把贾政逗笑了。

　　这说明，贾政人性未泯，幽默感尚存，应属有救。他虽然扬言“揭皮”，毕竟是雷声大雨点小，空话胜于毒辣。用恶言震慑取得管理的成效，应属统制一法。他居然能为一个下人的误读而粲然，这是《红》书中贾政少有的可爱表现。第二，说明李贵的傻人傻福，大愚若智，或大智若愚。（如真是大智可就了不得啦！）以一个小小的洋相暂时化解了冲突，也算解构。第三，此时政老与乃子的矛盾尚未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等到宝玉挨打之时，你再愚再智恐怕也都只能是陪着挨揍。

　　下一步是李贵以极得体的、符合自己身份的语言做二爷的工作，劝解宝玉今后要听点（老爷的）话。面对不成器的老板，仆役还得负起代表主子的根本利益，体察主子的基本态度，引导具体主子走正路的任务。但话又不能说过了头，必须寓劝告引导于哀求告饶之中，必须用下等人的眼光和词句，必须是小人罪该万死，必须是忠于具体的主子，而不能太郑重了。这叫低调进谏法，比沽名钓誉的死谏硬谏抬棺谏办好了护照联系好了使馆再谏还难。

　　而宝玉等顽童们在书房里大打出手的时候，李贵还须扮演小主子们的宪兵、维持秩序的警察角色，他喝止了茗烟和小主子们的小小动乱，避免了书房中无政府状态的出现。

　　想来想去，如果你是李贵，你能做得更好更周到更不辜负重托吗？反正我是做不到的，李贵的表现已经接近完美了。

　　真不知道是怎么训练出来的。自古我国并没有奴才培训学校啊。

　　或人道，李贵应该克服奴才意识，打倒封建特权，推行自由民主直到人民革命，争取在贾府里直至朝廷里掌权，实行启蒙新政……那就不是《红楼梦》，甚至也不是《水浒传》的题中之意，而是或人另写一部著作另辟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历史使命啦。

在第九回里，贾政听了下人李贵关于宝玉读书情况的汇报，得知宝玉正在读《诗经》第三本“呦呦鹿鸣……”，训斥道：

　　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此话值得研究。《诗经》是孔圣人编辑的，还有各种关于《诗经》伟大意旨的说法，如“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有“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教论，与“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意识形态结论。

　　贾政怎么敢与孔圣人唱对台戏，说宝玉读《诗经》是“掩耳盗铃”“虚应故事”！

　　这就得说到封建专制主义的非文学论，说到封建社会对于文学的异己性的估量与对文学的防范。《诗经》虽然经过孔老夫子亲自删削编辑，作了清洁无害处理，毕竟还要表达人性、性灵，还有“国风”之类的民歌体，还反映点男女之情什么的。而这对于思想已经僵硬到不可救药的贾政来说，自然是危险的。其次，文学性的诗歌保留着立体性与多义性，它的解读并非定于一尊，它要求与培养思考能力，这也是危险的。所以必须干脆只读“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必须读什么都只接受结论，接受命题，接受全称判断，死灌硬输，死记硬背。再者，既是诗，就必须有创造性，必须曲为立言，标新立异，这又与封建专制的只允许重复循环陈陈相因，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句无出处互不相容。如此这般，本来还相当合情合理的孔子学说，到了明清时期，就变得与一切带活气的东西包括孔子本人审定的《诗经》不共戴天了。至于《红》书后文写到宝钗劝诫黛玉不要读元曲，以免移了性情云云，就更尖锐地表现了源远流长、事出有因的非文学论与反文学论灭文学论了。

　　这从反面证明了，幸亏还有个文学，为中国僵硬的封建社会保持了一点活气儿。

《红楼梦》往往看得憋气，哥哥呀姐姐呀妹妹呀，哭啊气啊语带玄机斗嘴呀，争风吃醋打嘴巴生病开药方死人呀，坏人得势好人无着呀，眼睁睁一个大家族衰败灭亡，谁也无力回天呀，真够闷人的。怪不得冰心对我说过，她最不喜读的书就是《红》。

　　但是也有少有的趣味横生、淋漓尽致的情节，例如闹书房一节。虽然是一拨“斗鸡走狗”的贾家屁孩子为极其低级下流的原因争吵，而后动了手，场面仍极生动热闹，污言秽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仗势欺人，聚众闹事，误打误撞，唯恐天下不乱，所有的人性男性弱点全出来了。

　　只几句声口就极活泼：“好囚攮的们，这不都动了手了么！”“小妇养的，动了兵器了！”砚瓦、磁砚水壶、书箧子、毛竹大板、马鞭子、门闩，各种道具都用来动武，打成一团。

　　闹书房的主角是宝玉的下人茗烟，茗烟受了阴损的贾蔷的挑拨，在武斗中起了带头作用，他的几句村话与“一把揪住”对手金荣的做派，起到了打破一切规则的解禁作用。看来还是下人更少禁忌，更能使个性解放。通过这么一闹，身为小奴才的茗烟也获得一个机会释放一下自己的个性与游戏本能。

　　闹书房一节有人分三六九等的不平，有小少爷们的肮脏烂乱的暴露，更有为艺术而艺术的游戏心态、玩耍心态，用于光远的名言就是“人之初，性本玩”。

　　只因为老师贾代儒一时不在，压制稍稍松动了一下，孩子们就反了天。而恰恰在这种恶劣的人性表演之中，你看到了一点真性情，你会哈哈大笑。

　　呜呼，人性竟是这样不堪吗？还是越压制人的素质就越低下呢？

　　《红楼梦》中另一些快乐的群体场面有芦雪庵联诗、宝玉生日群芳夜宴等。但前者太雅，有精英化才女（子）化当然也白领化的封闭性装模作样性；后者众星捧月般地讨好宝玉，没有广泛性人民性与代表性，弄一帮女儿侍候少爷，以民主意识大众意识观之，应该搅局造反才是。这些写得再好，终没有闹书房一节那样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绘声绘形，活力四射。

　　又，王按，由于有女性参加或以女性为主体，某些热闹就文雅了。看来，女性聚会比男人聚会文一点，宝玉参加女性为主的聚会时也比他与清一色男性在一起时高雅得多。无女不文明，这是真理。性羞涩性禁忌性规范在某种意义上确是文明的萌发点。封建社会如此重男轻女，但在女性面前至少要净化一下言语。但是禁忌太多就成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戕害，放一放又会走上书房闹事的低级下流混乱无序。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放任乎？禁忌乎？解放乎？规范乎？杯水主义乎？从一而终乎？这也像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不活”一样，是一个永远的大问题。

那个叫金荣的大孩子在学房里受了秦钟——宝玉——茗烟的气，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胡氏晓以利害，说明自己是求人的一方，攀附沾光的一方，教导他“老老实实的顽回子”睡觉去。

　　但胡氏把此事告诉了小姑子璜大奶奶，璜大奶奶一听大怒，提出“秦钟小子是贾门的亲戚，难道荣儿不是贾门的亲戚”的身份认定的要害问题，暗含着是贾门亲戚便人人平等的准启蒙准人权意识，争尊严争合理性的诉求，到宁府里意图与秦氏理论一番，讨个说法为寡嫂出气。

　　及至见到了尤氏，叫作“未敢气高，殷殷勤勤叙过了寒温”，才提了一声秦钟的姐姐“蓉大奶奶”，尤氏乃半有心半无意地敲打了几句，大意是秦钟向姐姐说了学房打架的事，蓉大奶奶“听见有人欺负了他兄弟，又是恼，又是气”。

　　底下呢，叫作“金氏听了这一番话，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团要向秦氏理论的盛气，早吓的丢在爪哇国去了”。

　　这里尤氏并没有说什么，金氏也没有说什么，尤氏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金氏则是不战而溃。

　　尊卑上下，是弥漫在所有的存在中的，是植入了基因里的。没有进入语境，你可以自以为与老板平等，与大人物平等，至少可以与阔亲戚理论讨论辩论，争个明白究竟；及至一见大人物，一进入大人物的语境，你自然自动撒了气瘪了胎，根本不是对手。

　　例如鲁迅的短篇小说《离婚》，都说是描写了一个敢于斗争的农女爱姑的形象。爱姑的丈夫“小畜生”姘上了一个寡妇，乃虐待爱姑，而爱姑的公公“老畜生”偏袒儿子，爱姑准备与“小、老畜生”拼命，要拼个家败人亡。在村里经慰老爷调停，达不成协议，乃到一个大一点的地方听“七大人”说话。

　　以下是爱姑的溃败行状：

　　他们（王注：爱姑与她的父亲）跨进黑油大门时，便被邀进门房去；大门后已经坐满着两桌船夫和长年。爱姑不敢看他们，只是溜了一眼……

　　当工人搬出年糕汤来时，爱姑不由得越加局促不安起来了，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么？”她想。“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我要细细地对七大人说一说，从十五岁嫁过去做媳妇的时候起……”

　　她喝完年糕汤，知道时机将到。果然，不一会，她已经跟着一个长年，和她父亲经过大厅，又一弯，跨进客厅的门槛去了。

　　客厅里有许多东西，她不及细看；还有许多客，只见红青缎子马褂发闪。在这些中间第一眼就看见一个人，这一定是七大人了。虽然也是团头团脑，却比慰老爷们魁梧得多；大的圆脸上长着两条细眼和漆黑的细胡须；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脑壳和脸都很红润，油光光地发亮。爱姑很觉得稀奇，但也立刻自己解释明白了：那一定是擦着猪油的。

　　她说了点敢于斗争的话，这时一直玩弄着自古墓里找出来的屁塞的七大人怪模怪样地喊了一声“来兮”，于是：

　　她这时才又知道七大人实在威严，先前都是自己的误解，所以太放肆，太粗鲁了。她非常后悔，不由的自己说：

　　“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

　　鲁迅对于爱姑的略战即溃的描写比较细致。黑油大门、邀进门房、两桌奴仆、红青缎子马褂发闪的客人、客厅门槛、团头团脑红润油光的七大人，再加屁塞道具和“来兮”的怪调，难怪敢斗如爱姑也是不堪一击。

　　这时，七大人抹了鼻烟，一个喷嚏，然后爱姑彻底缴械投降，叫作没了脾气。呜呼哀哉！

　　金氏、爱姑，互为参照佐证可也。

对于秦可卿的病论者多矣，所论多在于她与公公贾珍的不正当关系，到底病情如何，难以从书中和评论中看出个子丑寅卯。只见贾珍与尤氏都对她的病十分关切，可从侧面看出秦氏的人缘与分量。

　　疾病，本来是生理现象，人吃五谷杂粮，谁能无恙永远？佛家也讲生老病死，将病列为人生一大摆脱不了的苦恼。但具体什么病，又在相当程度上可能成为患者的隐私，尤其对于政治领袖、社会名流来说，涉嫌与两性关系有关的病症，许多人是讳莫如深。

　　例如以开放标榜的西方国家，美国前总统里根是在卸任以后，才敢于早早宣布自己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而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也只是在卸任后声称自己早已得了绝症，并选择了自己的死期。这已经够唯物够坦率够理性的了。而巴勒斯坦前总统阿拉法特的病况，至今仍有疑义而未向公众公布。

　　这么说，秦可卿的病情扑朔迷离，不足为奇。

　　同样有趣的是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谈了些对于医疗问题的看法，尤氏说：

　　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那里要得。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儿，人怎么说，他也添几句文话儿说一遍。可倒殷勤的很……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儿，吃了也不见效……

　　这是说一批庸医互相依靠推诿，无人负责，用几句“文话”搪塞唬人。尤氏的批语应属准确如实。

　　而请来的张太医与这些人不同，第一，他把完脉就讲病情，讲得贴切，乃获信任——这是把医术变成猜谜的无医学常识的陋见，至今国人仍有不向医生诉病情，看医生猜不猜得准，以测验医生者。

　　第二，是谈到预后，张太医说要看“医缘”，真是高明极了。有术还不行，还要看缘。这也对，同样的病同样的药，同样的治疗，有的有效，有的无效，以缘释之，也就是以无因释因，谁还能有什么脾气？

　　第三，太医走后，贾珍分析说，人家本不是“混饭吃的久惯行医的人”。这很奇怪，就是说以行医为职业的人，医道是不灵的，顺手看看病的人才是医学大师。重业余而轻职业，重parttime而轻professional，这与外国的思路大异其趣。我想这是源于中国特有的整体主义与本质主义信念。中国人倾向于认为，大道是相通的，治国、齐家、用兵、用药、三才、五行……搏击功夫与床上功夫，靠的都是一个道。用老子的说法就是：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得了这个一，就一通百通，无敌于天下。那么，决定得不得一，主要是看道德，看素质（悟性），看学问，而不看经验不看技术不看专业知识。贾珍对张太医的评论透露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重概念、重本质、重通识、重联系，同时轻专业、轻分工、轻经验、轻知识技术的悠久传统。恐怕这样的传统至今犹存，例如以抽象的什么什么精神去否定具体的专科的知识技术。

　　此外，小说叙事从金寡妇要找秦氏理论，一下子过渡到秦氏的病的交代，很自然。《红》书前二三十回没有什么大的戏剧性冲突、主线性的冲突，结构起来很费劲，这样自然过渡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再者，贾珍一听庸医看病害得秦氏屡屡脱换衣服，便发狠地说：

　　任凭什么好衣裳，又值什么呢？孩子的身体要紧，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么。

　　这令人想起后来秦氏殁了，谈到后事，贾珍发狠说：“不过尽我所有罢了。”一提出秦氏就发狠，这是一。一狠就要花钱，以为钱多是自己的优势，恨不得用钱买回秦氏的健康，可惜钱的用处有限，这是二。

　　幸亏钱救不了所有的命，使有钱人也有着急发狠一筹莫展的时候，要不然穷人就更不平啦。

凤姐睡了，梦见了秦可卿。秦氏是临死了来托梦，讲的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普遍规律，是登高必跌重、树倒猢狲散的可怕前景。

　　类似的思想在书中不断出现，这是《红》书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再发展一步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虚无主义。《红》是一部交响乐，有快乐的青春快板，有缠绵的二重奏，有叮叮当当的民间舞曲，有如诗如画的行板，有苍凉的从大荒山到寺庙神佛的打击乐，尤其是不断地有这个则亏则溢，树倒人跌，最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主题出现。

　　封建社会的一个王朝又一个王朝，一个家族又一个家族，一个人物又一个人物，盛而衰，兴而亡，否极泰来，周而复始的实例太多了，只能被解释为宿命。宿命是无法解释更无法避免的，人能做的只有未雨绸缪，早做预应方案，留有余地，勿为已甚，略略减轻一点命运的打击而已。

　　这样的思想中国古已有之，但也有另外的思路。既然人无百日好，花无十日红，那么“有权（利、力、机会……）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一旦得势便更加疯狂放肆，直如亡命徒一般。

　　问题是这么伟大的主题思想为什么要假秦氏之口说出？《红》书对于秦氏着墨并不算多，但是一再造势，又是模样如何性格如何，又是上下没有人不喜欢她，宝玉又是在她房里神游太虚境，而且警幻仙子之妹名为可卿。整个对秦可卿的描写如妖如仙如神如幻，如自天降，如归太虚，来无影去无踪，令人狐疑困惑不已。

　　在众多真实可信、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人物中，出现个把不知就里、摸不着头脑的人物，不仅不觉突兀，反而令人感到了灵动的神秘。能解释出这个人物的来历固然好，如刘心武认为她是一个有特殊政治背景的大人物；解释不出来也许更好，世上不但有朦胧诗也有朦胧人物也。

读《红楼梦》常有感叹：原来今天的许多事情、名词、时尚……《红》已有之。

　　比如，智力输出或智力引进，这是一个现代概念，但《红》里早就有了，例子就是凤姐被贾珍请去“协理宁国府”。其实协理云云也是很时髦的说法，或日襄理、襄助，更文雅些。

　　最难解的是凤姐之协理宁国府竟是出于宝玉的推荐，宝玉不但管家政还热心于人事，奇了。话说贾珍因尤氏染疾（谁知道是什么疾）发愁，被宝玉发觉，他不但体贴入微地注意到贾珍的情绪状况，弄清了原因，还提出了解决办法，经王夫人批准，凤姐堂而皇之地成了宁府引进的执行总经理了。

　　在这件事上宝玉的角色像是人事局局级巡视员或无任所局长。

　　可见，《红》是不作茧自缚的，它虽然规定了宝玉的“无事忙”啦、“富贵闲人”啦之类的飘然不群的雅号，还有如今变成不争之论的“叛逆性格”啦、反封建啦之类的比较伟大的界定，事实上却没有回避宝玉的倾向性、世俗性、人间性、家族政治性。宝玉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和母亲王夫人、堂嫂兼表姐王熙凤是一条线上的，叫作一头的。也可以看出，宝玉很佩服王熙凤的能力，并以之为荣，他客观上在分享凤姐的威风。做富贵闲人也好，叛逆也好，乃至得了便宜卖乖也好，是以自己的靠山有权有势有钱，自己这边有人不闲也不怎么叛逆地忙碌着支撑着，自己并无至少是暂无生存忧患为前提的。

　　活了才能忧，才能叛，才能闲，才能终极关怀，才能心系大荒、心事浩茫、感天动地。离了王的操劳，宝玉活得了吗？他又不可能去自食其力。

　　智力输出，是王熙凤的威风的顶点。从有余力输出，到后面的“力诎失人心”，怎能不令人叹息！

　　凤姐到了宁国府就发现了宁府管理上的诸多问题，一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是事无专管，临期推诿；三是需用过费，滥支冒领；四是任无大小，苦乐不均；五是家人豪纵……五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人员的管理不当，加上对于财物的管理不当。五大问题中二、四、五是纯粹的人力资源调配问题，其他两个问题则兼有财物管理问题在内。管这个管那个，最难管的是人，最核心的也是管人。凤姐还考虑不到制定制度规则的“法治”问题，倒是后来探春临时与李纨、宝钗搞三套马车的领导时，更强调“例”，就是说原来怎么样处理这类问题的，现在则依旧例同样处置之。例是可以变成律的，是潜在的律，同时也是律的有效补充，探春考虑到了一点章法问题。

凤姐到了宁国府，先说上一段：

　　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行错我半点儿……一例清白处置。

　　这是凤姐的管理学，丑话说在头里，勿谓言之不预，与其令人爱戴，不如令人敬畏。这段话还说明，管理是令人讨嫌的，无政府主义才舒服。虽然不能说很全面，凤姐的认识是有道理的，至少比贾政那种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腐儒显得明白。

　　然后她调配劳力，叫作拨拉得开。这里又有一种说法，叫作管理的任务绝对不是事必躬亲，而是善于用人分配人，合理分工，大家一起去做事或者指挥旁人去做事。

　　然后她列出时间表，卯正二刻（6:30AM）点卯，午初二刻（11:30AM）领牌回来（汇报进行情况），戌初（7:00-8:00PM）由她亲自巡查。凤姐并要求一切按钟点进行，她已有严格的时间观念。时间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没有时间限制的安排等于没有安排，没有时间规定的计划等于没有计划。

　　果然，次日有一个分管迎送亲友的人迟到，凤姐下令打二十板并罚扣一个月的钱粮，从此宁府中人知道了凤姐的厉害，个个兢兢业业，不敢偷安。

　　凤姐的处罚依今天标准来看也够厉害的。什么叫厉害，什么叫“威重令行”，就看管理中潜暴力的含量。

　　所以即使并非正式的管理，也要动手出手，绝不含糊。在《红》的第四十四回，凤姐忙于过生日，贾琏趁机与鲍二家的“乱搞”，一个小丫头为贾琏放风，见了凤姐就跑，凤姐反应的第一句话就是“叫两个二门上的小厮来，拿绳子鞭子，把……小蹄子打烂了”，然后起掌神速，左右开弓，把小丫头打得两腮紫胀，并威胁要撕烂了嘴，用红烙铁烫嘴，接着拔下簪子戳嘴，靠肉刑取到了口供。对后面一个花言巧语的丫头，也是一扬手打得她一个趔趄。

　　至少在彼时的大观园，敢于用暴力，该出手时便出手，是凤姐顶用、有作为的一个标志。反过来说，又是凤姐终于败落的一个根源，她树敌太多了。

秦可卿之死发生在《红楼梦》的很靠前的部分，如同一个噩梦。可卿在王熙凤的梦中讲话，如同凶险的预言者、诅咒者，又像是威严凛冽的警诫者与大慈大悲的拯救者。

　　但是世俗比生死比神秘比预言比警诫更强。

　　一个是贾敬趁机自命神仙，玩一个清高伟大，实际更令人感到做作与讨嫌。一个是贾珍为办儿媳的丧事胡作非为，尤其是所用棺材板，完全违反了体度规则。一个是凤姐智力输出的精明与威风，她一到宁国府就进入角色，像电脑一样精确运行起来，又像女王一样横扫千军起来。然后出殡时再到馒头庵弄权、显威风，竟然在一件与她没有利害关系的事情上“为艺术而艺术”地出手，伤天害理。一个是丧事的隆重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排场、势力上而不是死者的身前身后、为人行事、恩泽德仪、遗愿遗憾……上。读关于办丧事的描写时你看到了一切，除了死人是谁。丧事压倒了死者，消解了死者，至少是淡化了死者：这个时期，贾府死个什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都会这样办丧事的，是不是秦可卿已不要紧。

　　也差不多没有了死的悲哀，请看宝玉路谒北静王世荣（有版本作“水溶”）一节，宝玉除了受宠若惊、乐得屁颠屁颠以外，哪里还记得这是可卿的丧事。北静王不但地位高而且长得英俊，这一点对于《红》的作者十分重要。仪表、面容、谈吐，几乎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那个时候谁对谁错哪里可能有更深入的考察？

　　尤其不堪的是秦氏的弟弟秦钟，送殡途中就与宝玉一道打人家纺线的村姑的主意；住下来就“得趣馒头庵”，将小尼姑抱到炕上云雨，而宝玉过来轻薄，将他二人按住只不作声。说实话，这里的宝玉与秦钟只如两只赖皮得无可救药的猴子、流氓、少年犯一般。这个秦钟怎么看也不像是乃姐之弟。

　　不久，秦钟“夭逝黄泉路”，对于他的死也是以游戏笔墨写之，《红》的作者对他毫无同情与怜惜，与写秦可卿之死时大不相同。莫非可卿与秦钟并非真正的姐弟？死亡击打着生活，摧毁着生活，呼唤着终极关怀与神学情愫，而生活却消解着丧事，遗忘着死亡。生活很俗而终结很肃穆，俗的常常消解肃穆抹掉肃穆，奈何！

从凤姐身上可以看出人才与权力怎样地相得益彰，又是怎样地互成陷阱。

　　凤姐掌权的第一特色是精明，人、财、物她都门儿清。宁府一个媳妇忘了及时支取香灯，但是凤姐未忘，此人在凤姐下班吃饭时才来找补，便被凤姐取笑一番。第二是心黑手辣，敢于出手，敢于将潜暴力变成现实的暴力惩戒。第三是绝不忘记以权谋私，为一个悔婚退婚的破事，逼死人命，她却到手了三千两银子。而在彼时，她根本不需要也不会看得上这三千两银子。第四是逞强，嘴硬，对丈夫贾琏也要压上一头，显摆自己的威风，例如贾琏的奶妈赵嬷嬷为自己的儿子找工作时，贾琏就被凤姐一通取笑。第五是行云流水，不知不觉之中，道发自然地就用了权，如在分派贾蔷为省亲而南下采购时，顺便就安排了赵嬷嬷的两个儿子，以至于连在场的赵嬷嬷本人也没有听出来，直到凤姐给她办完了事她才恍然大悟。一句话，王熙凤属于那种用权用得得心应手、用出花儿来的人。

　　反过来说，如果凤姐无权可用，她最多充当贾母的一个小丑，一个猴子——贾母对凤姐爱极了便一口一个“猴儿”，“猴儿”乃是贾母对于凤姐的爱称——她最多能表现出来一点巧言令色的本领，她还有什么光芒？她还有什么戏？她还能成为贾府的一个什么角色？

　　再反过来说，巧言令色者最容易在那个环境得到重用，“猴儿”的种种搞笑本领是讨好贾母的重要手段。凤姐不管事谁能管事呢？

　　再再反过来说，凤姐式的精明、毒辣、花样翻新的用法使权力也显现出自己的光辉魅力，自己的五彩缤纷。如果掌权者是李纨式或贾政式人物，那权还有什么好掌，人们还有什么好戏可看？

　　凤姐加权力，乃开放了恶之花！

　　权力加凤姐，乃展现了花之恶！

　　尽管凤姐有一切爱权弄权逞权者的毛病，但是事实证明，没有凤姐这个权会更是用得一塌糊涂，更是腐烂不堪。有宁国府为证，宁国府的权更是用得不成样子，宁国府的府情更是恶劣污秽。还有后文中对于凤姐生病时贾府情况的描绘，充分说明贾府离了凤姐不行。

　　贾府有了凤姐却也不行，因为权使她腐败、树敌、陷入绝境，她使权变得恐怖、丑恶、肮脏。因了她和权，贾府留下了太多的小辫子，终致破败。

　　简单的总结就是，有凤姐这样的用权者，贾府早晚要吃亏；没有凤姐这样的用权者，贾府立马就陷入混乱。悲夫！

本来，园林是主要的观赏对象，悬挂在园林建筑上的匾额与对联不过是导游性、说明书性的符号。但是如同别的事情一样，符号有可能由于它的纯粹、精致、超过实物的弹性而变得重要起来，能够变成画龙之后点的那一下“睛”，能够如同人的头衔、名号、职位、级别那样，显示人的价值。其实这是本末倒置，如同一个人，他的价值本应在他自身，而不在于头衔，但又有几许人能不受名衔的困扰，不受本末倒置的困扰呢？又有几个念书人到了景点不是先看对额，并且如果对额精彩，谁又不是记住对额而忘记实景呢？

　　基本盖好大观园以后，贾政有言：“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信哉斯言！

　　中国人重视园林建筑景点的文字符号的批点，重视对（联）（匾）额，则因为它们显示了园林建筑的主人的文化品位乃至社会地位以及道德情操志趣心地，它们能提升景致的内涵，点化视觉对象的审美与理念意义，它们的遣词造句用典读音书写（书法）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形式美，都有相当的趣味。

　　贾宝玉被乃父叫去试题对额，实乃受到父亲的重用，却又偏说是宝玉“不喜读书，偏有些歪才”。这里的“书”，指的是道德训诫性的“四书”，而绝对不包括文学性的风花雪月，中国的毫无希望与趣味、毫无活气的正人君子们一向以贬低排斥文艺来证明自己的一身正气，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比较恶劣的方面之一，在宝玉题对额时又表现了一回。一面用着宝玉的才，一面摆出老子的威风，骂着“畜生”，一面向众清客表示谦虚，一面掩饰着自己的干巴无能，连个美好的文辞也想不出来。

　　作者也借此显摆一回宝玉，固无须众清客们的吹捧。只是有一点，一进园子，有一座起影壁墙作用的翠嶂之山略遮来客们的视线，贾政虽无趣，亦明白如果一进门一览无余，“则有何趣”。山上一面白色镜面石（言其平整），专门用来题匾。门客们有的提出写“叠翠”或“锦嶂”，而宝玉建议写“曲径通幽”。我觉得都不理想，因为这种题写毫无信息量，写了和不写一样。按照书中交代，迎客山后是“白石崚嶒”“纵横拱立”“苔藓斑驳”“藤萝掩映”“微露羊肠小径”。这样的景象，叠翠、锦嶂固不须题，曲径云云，现成熟语，人们一看，自会浮上口头，叫作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它不须提示，提示适足以煞风景。提示应该是情理所有、直接反应所无的那种更上一层楼的说法。

　　窃不揣冒昧，以为宁可在这里题上一些与具体影壁山与山后小路拉开距离的虚一点的写景写情写志写感受，写一年四季、日月星辰、山川气象或魂梦波澜的文字，也比什么不写自明的“曲径通幽”好得多。盖对额不可与实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可贴得太近太死。这个道理如同城市雕塑，如果在草地上雕一只白羊，在海岸上雕一个跳水的孩子，在机场路上雕一架飞机（这一类雕塑都是笔者亲眼见过的）……还不如干脆去看实物呢。

　　近年来我对书籍插图也有类似体会，插图与文字若即若离，有时候比照文绘图的效果还好。

贾蔷为元妃省亲下姑苏采买女孩子、行头、乐器，带来了文艺工作者与文艺设备，而林之孝家的则“采访聘买”了十二个小尼姑、小道姑。这实在很绝。为元妃省亲，要修建别墅，要采买各种物资设备用具，还要买人。买什么人呢？文艺与宗教人员。

　　女孩子是买的，她们是奴隶。教习是聘的，算雇佣劳动者。小尼（道）姑作宾语的谓语动词则是含糊的“采访聘买”，这大概是只有汉字玩得出来的花活，既聘又买，既礼遇地聘请，又商品地购买，这是故意搞的模糊数学。又加上莫名其妙的“采访”二字，说明尼（道）姑这种商品不像学戏唱戏的女孩那样属于大路货，宗教人员对于林之孝家的这种办事者来说，属于稀缺商品，属于准精品，所以要“采”即挑选抉择，要“访”即货比三家东寻西转。在“买”上加一“聘”字，比单单是买显得尊重一些，即以聘请的心情态度去自欺欺人地购买。正如旧社会每到年三十都有“送财神爷”的，而花钱购买者是不可以说买的，只能说“请”。如果你的房间里已经悬挂上了财神像，而又有“送”者在门口大呼小叫地推销，你只能说“请过了”，绝对不能说是“买过了”。

　　这里有一种注意态度注意用词却不注意实质的行事方略。

　　像贾府这种贵族、大户人家、寄生虫，除了物质的肉体的穷奢极欲、巧取豪夺、百无聊赖之外，也还有一些精神上的要求。一类如贾敬，要学道炼丹成仙，表面上有些超拔，实际上主要为了长生不老，仍然是本能层次的东西。贾敬为什么走这条路，书里一直避而不谈，但又说什么“箕裘颓堕皆从敬”，即贾府的败落贾敬是第一责任人。这里留下了相当大的空白。

　　其他人尤其是以贾母为代表的主子则要求文艺，为了解闷。芳官等十二个女奴，不但是奴隶，甚至比奴隶还名声不好，被称作“粉头”，而其职能则被规定为“取乐”，这真是实话实说，不怕说出真相。这值得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忆苦思甜，为之深思。

　　第二则要求宗教，要拜拜佛呀什么的，一方面是满足行善积德之类的愿望，好自命善人；一方面也是由于生老病死，人人所惧，只好依靠一下神佛。国人能够让宗教为己所用，搞世俗主体、实用主义的宗教活动，这也是人类宗教一绝：灶王爷管锅灶，门神爷管保卫，花娘娘、药王菩萨等管传染病，财神爷管进财，妈祖管航海平安……至于采访聘买了小尼（道）姑，又礼貌地邀请了妙玉来后，则可以拜佛，可以谈禅，可以积德烧香，还有寺庵在山水园林中也是一个景点，修建成功的寺庙至今仍可为旅游创收做出贡献。

　　至于十二这个数字也极重要，洋人重视十二，称之为一打。阳历阴历，都是十二个月。国人更以十二为地支之数，由此而生出十二生肖。数字的精确性抽象性概括性与可计算可伸延可扩张性使国人崇拜许多数字，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六、十八、三十六、一百零八等，这些留等另外的机会再谈。

曹雪芹是见过大世面的，一般红学家认为，曹是根据其父祖辈人在江宁接待皇帝南巡的经验写了元妃省亲。

　　看那气氛，看那场面，看那规矩，看那威严：打扫街道，撵逐闲人。……至十五日五鼓，贾母等有爵者，按品大妆。……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静悄悄无一人咳嗽。……十来个太监喘吁吁跑来拍手，示意“来了”……请读者自看去吧，如闻其静，如感其肃穆礼仪，这样的威风也是人生体验的极致喽。

　　曹公写到这里，色空空色、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全忘了。谁能免俗，谁是神仙，谁能不摆阔摆谱、洋洋自得、其乐无穷？哪怕其后败落，回忆起来仍然是：“老子当年，阔多了！”

　　不求天长地久，只愿曾经拥有。笔者在农村劳动时就常常听到农民的这种评论，“文革”中说起报载某某大人物被“揪”，农民往往反应：“那人家也值了，那人家也享受过了，威风过了。比咱们强一万倍呀！”

　　从礼仪的威风往里走一步，便是为省亲而大兴土木的辉煌成果，以致元妃也要说“太奢华过费了”。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不大兴土木怎么能显得出来对于皇室的尊敬忠诚感恩图报？而太过费了以后，谁来堵这个大窟窿？太过费了终将麻烦，不过费的话，则是立马麻烦。

　　再往里写一步是家人的相见，同样的礼仪忠诚之中是贾妃的多次泪水。第一次是至贾母正室，贾妃欲行家礼，当然是贾妃给祖母行礼，贾母急止之，于是贾妃垂泪；然后她挽着母亲与祖母“呜咽对泣”，再往后贾妃说话，“不禁又哽咽起来”。最后宝玉来见姐姐，姐姐抚着弟弟的头颈，“一话未终，泪如雨下”。

　　每读至此，我亦落泪。

　　还有一处我特别感动，尽管贾政绝不给人好印象，但是他见到元妃，行君臣之礼，直挺挺跪在女儿面前，说了一套感恩戴德、肝脑涂地，忠君爱朝廷的话，尤其是说道：

　　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惟勤慎肃恭以待上……

　　这里他越是说“勿以为念”，越是让人觉得他念念不忘，自觉残年孤单，可怜得不行。封建的忠劲上来了，也还让人真是感动！谬乎？悲乎？应予彻底批判乎？笔者的心太软乎？我每次读到这里都要泪水外溢，想克服居然克服不了。

　　太惭愧了。

元妃省亲，见到美丽的大观园和众姐妹及宝玉，“凤”心大悦，乃命诸妹各题一匾一诗，命宝玉为潇湘馆、蘅芜苑、怡红院、浣葛山庄各题一首五言绝句。

　　于是黛玉搞起了歌功颂德的遵命文学。她题的一匾是“世外仙源”，还有一点特立独行、自命清高的意味。诗则完全是迎合恭顺，一副大大的良民状。她的诗是：

　　宸游增悦豫，仙境别红尘。

　　借得山川秀，添来气象新。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

　　何幸邀恩宠，官车过往频。

　　这里虽然也有一句“仙境别红尘”，但这说的是宸游（帝王巡游）所至景点的美丽。然后是山川秀，气象新，金谷酒，玉堂人（还有花之媚），最后直言是邀恩宠，是赞官车队，哪里有什么叛逆、傲世？看得出的倒是为出了元妃这个阔亲戚而与有荣焉的光荣感。

　　而她代宝玉写的描写浣葛山庄的一首《杏帘在望》，其倾向性更是有过而无不及：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此诗写得自然流畅，元妃赞之有理。但结尾两句未免太歌功颂德，以致变成了套话，显得俗鄙，又不合事实。难道那时已经全民皆舒服到不须忙碌耕织的程度了？恐怕黛玉自己也不相信。无他，黛玉也是恭顺良民，伟大贵妃的亲眷，大大的好人罢了。

　　黛玉个性强，重感情，轻功名，在婚姻问题上深感痛苦，对环境与自己的运气总是唉声叹气，她如有反抗，也是个人性个案性的。但在大节上，在政治问题上，她并非另类，后人评之，恐不宜太拔高。

　　还让人感兴趣的是，写元妃令众女儿与宝玉作诗一节，亦不厌其烦地将宝钗与黛玉捆绑起来评说、叙述、夸赞。众姐妹写完诗，元春立即评道：“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所及。”而当宝玉略嫌吃力地遵命作诗之时，先是宝钗为之将元妃不喜欢的“绿玉”一词改作“绿蜡”，并为宝玉讲出“绿蜡”的出处，显出其才具在宝玉之上；然后是黛玉作枪手，用扔纸团这一古老作弊方式代宝玉作了《杏帘在望》一首，而恰恰是此首，被贾妃评为“四首之冠”。作者合写钗黛的用心，亦良苦矣。

一部《红楼梦》，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堪称极致的盛大繁华场面当推元妃省亲。前边不久同样排场的是秦可卿的丧事，但毕竟只是丧事，丧事后边还颇有丑闻，颇有蹊跷，无法与省亲相比。而书的后部，虽有小儿女的联欢——过生日、吃螃蟹、作诗、行酒令……却再无昔日的红火，而只有悲凉之雾的覆盖。

　　省亲的主角是元春，论级别地位身份，比养生堂（孤儿院）出身的贾蓉媳妇秦可卿不知高出凡几。但两项大活动一丧一喜地紧接着写来，而且作者写她们都用一种仰视的眼光，使得她们显示出比宝钗、黛玉这样出类拔萃的女孩还要高几层的高度，有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味，令你觉得作者是欲说还休，言不尽意。

　　即使书里存在着关于秦氏的“淫”的暗示、春秋笔法，书里也描写了秦氏的风度、人缘、地位，特别是她的死前托梦，显示了她的独特高度。

　　而元春只在省亲一回出场了一次，此前说到她的生日是正月初一，有点大富大贵的意思，又被皇上册封为贵妃。对她出场后的描写十分得体，她的表现很雍容，龙旌凤翣，雉羽宫扇，冠袍带履，香烟缭绕，花影缤纷；曰：“今虽富贵……终无意趣”；曰：“国事宜勤……切勿记念”；曰：“不可太奢，此皆过分”；又“亲拂罗笺”，为园子各处题名，所题各名都比原来宝玉等设计的高明。然后她见亲人而落泪，发乎情止乎礼，也做到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尤其是怨而不怒。她是一个合格的政治符号、皇家符号、文化符号与地位符号。

　　近年来国人对于“贵族”云云忽增好感，以致有作家争写自己的上辈是贵族。其实中国的贵族多半是叶广芩写的那种废物、丑角，邓友梅写的那五之流，绝对不是十八九世纪英、法乃至俄罗斯的那种贵族。贾府诸人五人六也很低劣顽皮，唯一像点样子的是元春。

　　尤其是她的作用、影响，这是书里没有写的。贾家贾家，除了祖上有过功勋以外，如今只是一帮寄生虫，除几个女子外，都是无才无德无功无事（业）。那么他们的地位，很大程度上要靠贾元春的关系了。朝里无人莫做官，有元春在，贾府也算是朝里有人了。

　　贾元春是贾府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源，她的兴衰消长定然会影响贾府的兴衰消长。

　　那么贾府的被抄、没落极可能与朝里的后台丧失有关，当然，是贾妃病殁。对她的患病与死亡写得相当隐晦，让人摸不着头脑。按常理，即使病殁，如系宠妃，也不至于很快就对其家属动手整肃。印度的惊世建筑泰姬陵，就是国王为悼念爱妃而建。笔者到过西班牙的格拉纳达，那里的一处著名的阿拉伯花园也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阿拉伯国王为一个爱妃而建。

　　还有一层，《红楼梦》中有两三个大人物、关键性人物语焉不详。一个是元春，一个是秦氏，一个是贾敬。元妃是后台，是支柱，是标志；秦氏是转捩，是宣示，是隐性爆炸装置；贾敬是疏离的冷气，是毒瘤，是政治性社会性自戕自毙。他们对贾府的命运影响极大，他们对贾府的影响远远大于书中的其他人，包括贾政凤姐宝玉及众女儿。而对这三个人物写得特别含糊，说不清，说不清，正因为重要才无法说清的啊。

李嬷嬷是宝玉的奶妈，用她的话说是：“我的血变的奶，（宝玉）吃的长这么大……”她很居功自傲，念念不忘地吃老本。

　　宝玉给袭人留了酥酪（奶酪），被她看到了拿来便吃，受到小丫头们阻挡，她便甩出来上面的卖老资格的话，其实显出了失落感、失意感。书里是这样描写的：李嬷嬷来了，众小丫头因“李嬷嬷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不着他们，因此只顾顽笑，并不理他”。而她老是看着如今做事的小丫头们不顺眼，说什么：“只从我出去了……你们越发没了样儿了……”她常常嫉妒小丫头们，则属于忘年妒。正如好友之间有忘年交，李嬷嬷这种人也有忘年妒，其实她妒袭人辈多不合适。

　　她还显示出一个特点，就是愈来愈天真，返老还童，小孩子气了。那么大一个人如何就对一碗酥酪那么馋起来？本不至于的。自控能力的减弱直至丧失，是一个可悲的事情。笔者如今的年龄其实已大大超过了书中的李嬷嬷，应以李为鉴为戒。

　　此时恰逢袭人因故回了自己的家。袭人由于对宝玉服务得特别好，渐渐宝玉已离不开袭人，袭人已经可以用“要回家去了”的言辞辖制宝玉、教训宝玉了。良好的无微不至的无可替代的服务可以成为控制辖制的手段，这很惊人，也很深刻。无微不至的服务使被服务者舒服得习惯得再离不开这种服务了，于是服务者变成了控制者。这个道理不俗，不读《红楼梦》里关于袭人的描写，你是悟不出来的。

　　尽管宝玉很能俯就，甚至亲自到花袭人家里去看望她，（不知道这是由于宝玉有了一点人与人的平等意识的萌芽，还是由于他愿意品尝这种极端等级社会中主子俯就奴才的施恩感，我分析不出来了。）袭人还是中规中矩地以下人身份招待宝玉，“拈了几个松子穰，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着送与宝玉”。别说宝玉，连今天的读者读着也觉得舒服。被感恩被侍候的感觉真不错，所以等级意识的克服绝非易事。

　　但是袭人的地位毕竟不同，她居然能将宝玉脖子上的玉摘下来给花家的人看稀罕物儿。无怪李嬷嬷要嫉妒她，不但吃了她的酥酪，而且此后没结没完地找机会发泄自己的忘年妒。她后来骂袭人道：

　　忘了本的小娼妇……见我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妆狐媚子哄宝玉，哄的宝玉不理我，只听你们的话。

　　一直说到袭人等最痛心最要害的话，一是别人都是袭人拿下来的，二是要把袭人拉出去配小子。第一句话是挑破袭人与诸同事姐妹的关系，第二句话则牵扯到袭人的前景。奴才打奴才，那才是招招皆毒呢。

　　不亦丑乎？不亦宜乎？

对于小说家来说，人的本质是个性；而对于商家来说，人的本质可能是消费者、顾客；对于银行家来说，人的本质是财产特别是货币的拥有者；那么对于政治家来说，人的本质是政治选择与敌友的属性了吧。

　　写过小说的人大概知道：写好人物的性格不易，写好性格的发展更难。《三国》里的刘、关、张、诸葛亮、曹操……一出现什么性格最后还是什么性格，缺少发展过程。相比之下，《水浒》里的林冲、卢俊义、宋江等写得稍好一些，至少，他们几个人在逼上梁山以前与以后的性格表现还是很分明的。

　　所以我赞美《红楼梦》，它对宝玉黛玉的描写很有进程性。一见面先摔玉，固有感情的冲击，却透着孩子气的任性、顽皮。到了元妃省亲以后，“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一回，写得既是耳鬓厮磨、温柔缱绻，又是天真烂漫、两小无猜。声、形、动、气味、床上的环境，何等的迷人动人！此后，不管是封建礼教的钳制，抑或是后现代性解放的纵欲，这样的一男一女，或发展为情人爱人夫妻，上床后不免狂吻做爱倒凤颠鸾；或面对种种压力束缚，说不完的苦处，诉不完的委屈，疑不完的心病，受不完的压抑……谁还能这样地亲亲热热，说说笑笑，碰碰摸摸，一刻千金，人生能有几回情意绵绵、玉体生香的时刻？

　　说的是宝玉怕黛玉午餐后立即入睡存食，（按，这也合现代保健观念，现代人也认为饭后血液集中于胃部，立即入睡容易引起脑血管心血管疾病。）前去与黛玉混闹。黛玉合着眼推宝玉走，宝玉说：“我往那去呢，见了别人就怪腻的。”宝玉说得何等亲密，而合眼而推的行状就更加亲热了。

　　黛玉听了宝玉的表白，嗤的一声笑了，这个“嗤的一声笑”也透着无间的近乎。然后黛玉让宝玉坐到一边，宝玉却要求歪着。歪着不算，还要与黛玉同枕一个枕头。（歪啊，同床共枕啊，深了去了！）黛玉拿了一个枕头来，宝玉说是不知哪个肮脏老婆子的，不要，黛玉只好把自己的枕头给他。然后黛玉看见再欠身抚之细看宝玉脸上的胭脂痕迹，然后黛玉以自己的手帕为之揩拭。注意，宝玉至此虽有无赖行状，并未动手动脚，倒是黛玉先推后抚再揩再拭，令读者羡慕遐想。

　　有黛玉动手（无邪意）在先，于是宝玉以闻到了黛玉袖中幽香为由，拉着黛玉的袖口闻个不住，（如是成人，此举就是色情狂了。）黛玉借此再把宝钗的冷香丸讽刺一番。宝玉听了不依，翻身起来，向手呵了两口，伸向黛玉的胳肢窝，往黛玉的胁下乱挠……然后又是闻黛玉的体香，又是挠黛玉的痒痒，最后宝玉做了一大篇利用谐音“编派”黛玉的脑筋急转弯的故事。

　　这里的描写，过一分就成了低级下流，减一分就失去了多少情趣尤其是情意。却原来，儿童式的无玷的调笑与游戏，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显得十分性感，变成十足的调情，变成三级片的床上戏。而床上戏淡化纯化一点又变成了多么自由、活泼、生机勃勃、今生难再的欢乐!

　　有过类似欢乐人生经验的人是多么幸福！

　　这是一个童年欢乐的高峰，这也是一个宝黛美好亲情向无望的至少是前途多舛的爱情发展的转捩点。果然，从此回以后，宝黛之间再不是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尽情欢乐，而是说不完的折磨与无可名状、无可表述的痛苦、怀疑、咫尺天涯之感了。悲夫！

读《红》，常常觉得听到了众人物的声口，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袭人说话，透着一种向主流价值观念的靠拢，应该是低声下气却又原则性十足的，自觉的有目的的发言。她借着回了一次自家，坚决拒绝了兄嫂赎她出去的思路，以自己要走为由试探与要挟宝玉，并趁机向宝玉进谏，要求宝玉按主流价值规范的要求改邪归正。

　　可惜她因夜间进言太辛苦，第二天就得了病（似是流行性感冒）。早已对袭人看着不顺眼同时也确实掌握了一些情况的李嬷嬷以病中的袭人躺在床上没有向她问安为由，大骂了袭人一顿。李嬷嬷确实丑恶，但读者到这里却又觉得袭人其人有人骂也并非冤枉，也骂得——尤其是揭得痛快。再者，骂归骂，影响不了袭人的前程。古往今来，有多少人的前程不是以挨骂为代价的？

　　这时凤姐来了，真真假假，烟雾弥漫，念念有词，架着李嬷嬷脚不沾地地走了，叫作把李“撮”了去了。

　　凤姐说起话来当是又快又脆，不容分说，一秒钟几千转，旁人根本跟不上的。

　　宝玉为袭人说话，说是不知谁得罪了李嬷嬷，引起晴雯不快，立即予以驳斥。与袭人说话的显示性目的性不同，晴雯的说话是反应型情绪型的，只求不吃亏，只求不窝囊，无深谋远虑，她的声气带有表面的厉害劲儿、心直口快劲儿。

　　袭人一病就显出麝月的责任感来了：“都顽去了，这屋子交给谁呢？……上头是灯，下头是火……”宝玉也觉得又出了一个袭人。头一个袭人不病，是没有第二个袭人出现的机会的。麝月的言语务实，声音也是老成负责的吧。

　　然后宝玉给麝月篦（梳）头，引起晴雯嫉妒，晴雯说了些难听的话。不论在《红》中《红》外，大而至于国际争端，小而至于姑嫂妯娌，嫉妒都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元素，岂可不察？

　　宝玉正在忙于给麝月梳头，乃说晴雯磨牙，并受到晴雯的反击。宝玉有条件博爱泛爱并误以为天下诸女儿都爱自己，哪知诸女儿是互不相容的，宝玉乃显得劳神而无功，只能说是活该。

　　底下又是耍钱贾环讹搅，一股子赖皮声气。赵姨娘的反应是“那里垫了踹窝来了”，全是毒针式语言，如同给贾环注射毒液。可以想象赵姨娘说话的那种蠢而恶、粗而毒、怯而狠的声口。

　　又让凤姐听见了，凤姐大骂了一顿赵姨娘，骂得是字字见血，专往主奴有别这个要害上捅。再骂贾环：“先打了你”“皮不揭了你的”“窝心脚把你的肠子窝出来”。百分之百的暴力语言、血腥语言，利刀割体，刺刀见红，不过如此。

　　我常觉得凤姐本不至于对赵如此痛恨，这里还是有与王夫人即凤姐的姑姑的同仇敌忾在起作用。书中没有明写，看来赵还是得贾政之宠的，书里几次写到赵对于贾政的生活服务却从没有写过王夫人与贾政的共同生活更不要说有什么恩爱了。王夫人能不嫉妒赵吗？王熙凤能不痛恨赵吗？

　　中国的传统小说只注意情节故事以及道德教训，写日常生活、言谈话语是很少的。但是《红楼梦》不同，各种磨牙也写进去了，有人如胡适对此还有微词。这就看你怎么读这些日常生活、杯水风波以及磨牙斗嘴了。

磨牙的意思是指表面无实际意义的说话，不是命令，不是申请，不是求饶，不是交代问题，不干具体事务，而是说一些类似牢骚话的废话。但说起来，却可能包含着真情、真意、虚情、假意、作秀，多彩多姿，千变万化。

　　林黛玉之牙专门磨给宝玉听，特别是一有机会她就发宝钗的牢骚。看来她是有预感的。再就是说一些悲观的自暴自弃的话，惹得爱自己的男人痛心疾首，这是女性的本能也是杀手一锏。牙磨得让宝玉真急了，她又心疼宝玉，说自己磨牙不是为了让宝玉与宝钗疏远生分而只是为了自己的心。把心祭出来，是女性行事的极致，是不可说不可说的最大言说。而宝玉也说他之所以辩驳，是为了他宝玉的心。读之令人心碎。因为他们都不可能明说自己的心事，谁也不能说Iloveyou！Iloveyoumore！不能用语言表白的心，是世界上最痛苦的心。宝黛二人动辄说到自己的心，却不能说明自己的心里有什么，想什么，要什么，哑心最痴，哑心最苦！

　　有趣的是由于宝玉找了湘云给他梳头，“贤袭人”也娇嗔起来，“心”不“心”地闹起来，向宝玉宣示道：“你也知道着急么，可知我心里怎么样？”

　　袭人一直闹到向宝钗表达对宝玉（梳头事件）的不满，说是“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于是宝钗“窥察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

　　至少客观上，这是钗袭联盟的开始。

　　然后袭人向宝玉示威，扬言宝玉这里横竖有人服侍，她准备回去服侍老太太；躺在炕上合着眼不理宝玉，使宝玉深为骇异；逼得宝玉学庄子《南华经》，用虚无的凉药医治自己的焦躁火急；并逼得宝玉折簪起誓，表示从此听话。

　　袭人对于宝玉的规劝从来带有向主流价值靠拢，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披大旗而作虎皮的性质，也完全可能是真心希望宝玉“学好”“走正路”，也就是说袭人当然可能真心接受了主流的价值标准。但此次的柔情娇嗔却发出了女性的真情，比前不久就自己是否回赎的谈话还动气动火，原因就在于梳头请了史湘云。宝玉如何与别的女儿来往，作诗饮酒……至少袭人暂时并不认为受到侵犯，因为她的最高理想不过是被宝玉收到屋里，不可能有垄断宝玉之心，她一时排他还排不到哪儿去。但是梳头、贴身服侍，这是她的专利专业专权专职专长，这个领域是不容任何人侵犯的，即使是清纯无伤的史湘云也不容许进入袭人的专司领地。对于袭人这种层次的丫头——女奴来说，特别体贴的服务是奉献也是专权，是责任也是她的独立警备区，是全身心的投入，也是戒备森严的不容割舍的权力，这个“眼睛”里绝对不可以搀上一粒沙子。

　　敢于辖制（要挟）宝玉的有黛玉，第二个就是袭人，第三个才是晴雯——偶尔可能向宝玉说点刺话，摔摔帘子。毕竟宝玉与袭人有初试云雨情的特殊关系，岂能忘怀，岂是小事？而且初试之后不可能没有二试三试常试，只是书上不必每试都写一遍罢了。

宝玉由于泛爱博爱恋爱乱爱，更由于他的价值困惑价值虚无价值歧义而受到各方特别是各可爱女子的压力，遂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抒发消极情感的“古文”，文风直逼先秦，文体恍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之结合：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擅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

　　这说明：第一，虚无主义，对于常人来说，有时只是一种悲哀无奈的情绪的产物。它不是为了操作，不是为了说明论理，而很可能是一种呼号，是一种绝望，是一种发泄。但这种论述，确实又是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

　　第二，他这里写的是钗、玉、花、麝，这个名单学似乎还只处于初级阶段，小性如黛玉者见到此文，只是笑他无端弄笔，抄袭《南华》，不悔自己，丑语诋人，却并不计较他把钗排在首位。从全书看来，麝月也完全没有那么重要的地位。

　　第三，黛玉看了，只是取笑一番，并不认真。盖写出文字来之后，情感已经得到释放，而文字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形式性、游戏性、疏离性、非实现非现实性的一面，从而为文有可能使一个要死要活的情绪、观念变成文字游戏，变成一时“顽耍”。

　　第四，宝玉此后看戏引起与黛玉的口角，更悲哀无奈，便写了一些悟禅机的文字：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

　　是无有证，斯可云证。

　　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还有一首曲词：

　　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

　　这些都被黛玉辩倒破除，宝玉解释说“谁又参禅，不过是一时的顽话儿罢了”。这里含义深刻，越是深悟禅机越是不需要谈禅论道。从交谈上看来，黛玉比宝玉悟禅多矣，但黛玉不参禅，并能一语破宝玉之浅尝辄止之禅，这真是大可反省的喽。

　　第五，不是别人，而是宝玉连续闹什么禅呀悟呀老呀庄呀什么的，这又绝非偶然，绝非仅仅是文字游戏了。对于宝玉来说，也许不仅对于宝玉来说，人生有两面，一面是真实，一面是虚无；一面是充盈，一面是空洞；一面是存在，一面是消亡——死亡；一面是爱怨情仇，难割难舍，一面是镜花水月，了无痕迹。宝玉越是有悟性，对于后者消极的那一面越是看得清楚，哀得伤痛。在一个没落之家，在一个末世，在一个有一千条理由绝望却没有什么理由积极进取的语境中，他得不到任何精神资源来解释自己的悲哀，得不到任何鼓励来振作自己的精神。于是，游戏也罢，当真也罢，这些文字皆成了宝玉的谶语了。

猜谜不过是雕虫小技，但似乎也包含了猫腻、不平、倾向（偏心）、预兆等等有心人为无心事设计的诸多陷阱，能不令人叹息！

　　先是贾元春送了一个灯谜来，叫大家猜。这说明：一、元春处境正常，有闲情逸致。二、元妃并未得宠，所以心闲事闲神安气定；真处于宠爱中，只怕没有多少时间与娘家人猜灯谜了。

　　宝钗见了娘娘的灯谜，一见便猜中了，但是不能说一下猜着，那岂不是对娘娘不敬，便故意说是难猜难猜，故意寻思，耗时间。这就叫会做人，叫作不为天下先，尤其不能为尊者长者先。这有利于秩序，只是不利于竞争和创造。

　　下边是大家都猜中了娘娘的灯谜，只有二小姐迎春与三爷贾环猜测的不对。也绝了，不论大事小事，迎春，尤其是贾环，总要落在他人的后边。是他们生性鲁钝吗？反正猜错灯谜应不是道德品质问题。天生不如人，呜呼，何老天造人之不公、不平等也！自西学东渐，平等之说大得人心，但是贾环与迎春猜个灯谜也无法与人平等，该怎么办呢？

　　发奖品纪念品，唯贾环与迎春无有，这已经够恶心的了。然后众人制谜，唯贾环所制“大哥有角只八个，二哥有角只两根。大哥只在床上坐，二哥爱在房上蹲”（谜底是枕头与兽头）被娘娘斥为不通，退稿，行话叫作枪毙了。看看贾环的灯谜，确实不雅，但也并非不能凑合，民间各种谜语不如贾环此谜者亦非少见，今日报刊上的各色谜语不如贾环所制者亦不罕见。那么，第一，是娘娘对贾环亦苛求，或娘娘自来就不喜贾环。好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环儿！第二，更主要的是曹公不喜欢环儿，处处只出环儿洋相，不见一点可取之处。曹公写任何人都不像赵姨娘母子这样可厌，这样扁平。想必曹雪芹有一个喜嫡厌庶的情结。

　　于是贾母随着娘娘也大搞灯谜晚会，大家都来了，贾兰不来，叫了才来。贾兰从小低调，谨言慎行，宁为人后，小娃子不简单。猜谜时也有诸多公关考量——我们的传统是什么事都先考虑公关，事情本身反而变成了第二位的东西。

　　值得一说的是贾政先做猜不出贾母的谜状，被罚掉许多东西，以为老母取乐。接着他给母亲出了一个谜：“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说完立即把谜底告诉宝玉：砚台。宝玉赶紧告诉贾母，贾母遂一猜便中，于是贾政称颂：“到底是老太太！”同时献上贺彩，鼓乐齐鸣，欢声雷动。

　　这是一个小小猫腻，由贾母贾政宝玉三人做出了到底老太太的高智商与众不同、一猜便中的快乐喜庆。贾母自己完全明晰，但甘愿合作演出自己的假胜利戏，说明到了贾母这个份儿上，不患假而患不胜，不患伪而患不尊，不患自欺欺人而患正视现实（如贾母已老，猜谜不胜任等）。贾母需要自己的高智商自我感觉，更需要被认为高智商的快乐满足；贾政需要令贾母一乐的孝心孝行；宝玉需要猫腻游戏参加者的受宠信的身份；其他诸人正巴不得找到机会为老太太歌颂赞美，献彩叩头，天下太平，你好我好……于是一场小小的其实是恶心的假戏上演了，你不觉得恶心，反而觉得是母慈子孝，几世同堂，幸福美满，其乐何融融也！

宝玉与他的姐妹们制灯谜，从灯谜中透露了他们的命运、结局。

　　一般地说，写小说需要吊读者的胃口，是不会过早地向读者透露自己的人物的结局的。但是《红楼梦》不一样，它开宗明义，一上来先预言了全书的悲剧结局，叫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叫作色即是空，叫作回归到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然后，在神游太虚境的判词与曲子中，又在后来的灯谜制作中，不断地，应该说是不厌其烦地预示人物特别是年轻的人物的命运。

　　莫非是作者的写作计划太庞大了，他需要提醒读者更需要提醒自己，以免在写作与阅读中迷失方向？莫非是作者要强调人生的宿命感、人自身的无力感？莫非是作者预料到了自己作品的后面三分之一会丢失，他需要给读者一个简略的交代？抑或是由于汉字的灵性神性，由于语言的神学功能，写到年轻人的文字因缘的时候无法不预示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命运？

　　元春的谜底是爆竹，比较简单，但是轰然一声以后的粉身碎骨的结局令人不寒而栗。如果元妃只是因病早逝，似乎以爆竹誉之不甚贴切。是元春的谜不贴切呢，还是我们的阅读诠解不贴切呢？

　　迎春的谜未免高深：

　　天运人功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

　　为何镇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同。

　　迎春的命运按判词与曲词以及后四十回的描写是嫁了个“中山狼”。怎么这个谜语如此哲学化玄妙化？迎春不是智商较差吗？功运、理数、阴阳……一研究就深了去啦。此谜给人的启示似乎在于，不仅是迎春，而且还包括所有的人，都难于有一个好的命运，谁能功与运，即主观努力与机遇，理与数，即必然性与偶然性，阴与阳，即一切正题与反题，都占全、都碰巧、都弄合适了呢？命途多舛，运途多蹇，人生长恨水长东，既荒谬又忧患，还说什么呢？

　　探春的断线风筝的谜语就没有迎春这个那么发人深思了。如果只是一个远嫁，对个人来说虽然有点不幸不巧，却缺少更概括的意义。

　　林黛玉的谜语则是一首非常完美的诗，她咏更香（按：有版本将此谜置于宝钗名下）道：

　　朝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两无缘。

　　…………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

　　…………

　　她写得何其动人，尤其是“焦首”两句堪称绝唱。我在打入另册的那个失态的季节，常常吟咏此两句，以为自伤。

　　而更令人感到寒意乃至毛骨悚然的却是宝玉的镜子谜：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

　　像忧亦忧，像喜亦喜。

　　焦首、煎心，尤有感觉，有悲就可能有喜，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而到了镜子那个份儿上，只跟着像忧喜，太可怕了。

　　宝钗的竹夫人的谜无非是“恩爱夫妻不到冬”，直白平简；但首句所谓“有眼无珠腹内空”句则比较狠重，似有鞭挞讥刺。她或作者讥刺谁呢？只能说是讥刺宝玉或自嘲了。世上有眼者众，有珠者寡；有腹者众，腹内不空者寡。是这个意思吗？

人们常说，小说情节交代的作用要一石多鸟，每个交代既是此前的故事的延续，又是新元素新契机新故事的预设；是人物性格的展演，也是情致气氛的渲染；是信手拈来的天趣，也是精心谋划的巧妙安排，等等。可以这样说，作用单一的扁平干巴的情节叙述，多半是不值得下笔的。

　　写小说的人的一大悲哀，一大苦活儿，就是免不了作些个纯过门过渡交代性的叙述，味同嚼蜡而又不能不写，连自己写着都提不起精神来，遑论其可读性乎？

　　元春省亲表现了繁华的极致，也表现了挥霍奢靡、膨胀欲破，更表现了世俗的、社会的、皇权的极度荣耀后面作为个体的人的悲哀。此后，元春的戏已演完，此人再没有出场的机会了。

　　然而余音袅袅，元春并未从此销声匿迹。先是赐谜猜谜，再是编辑巡幸大观园时的题咏，磨石镌字，烫蜡钉朱，人不来了工程还要继续，花销照旧进行；然后具体而微地指示——应该叫作谕示，众姐妹加宝玉可住入——进驻大观园，继续显示娘娘的尊贵与关怀无处不在。大观园表面上是宝玉与众姐妹的天地，实际上显示的是娘娘的恩宠。

　　这是等级社会、皇权社会的本质，你的存在只是皇权的存在、主子的存在的表现，你的快乐不过是天恩的证明，你的痛苦不过是天威的显示罢了。

　　这样的交代使宝玉的独与众女儿相处变得可信，也使宝玉的处境成为小说的一个不同凡响引人兴味引人羡慕之处，成为《红楼梦》的一个“读点”——那时候《红》还不能成为商品买卖而具有“卖点”。宝玉搬入大观园前先接受贾政的训诫，这就更无疏失，而贾政训宝玉时对照着写了写贾环的形容猥琐之类，趁机再向宝玉不喜也是作者不喜的贾环抹一把黑。而说到袭人时通过对袭人名字的审察，表达贾老爷对于浓词艳诗的排斥，表达非文学（即视文学为异端）论的浩然正气。

　　其实这次训诫带有过门交代性质，无重大内容、分量、意义，但仍然围绕宝玉受训写出了各人的状态。贾母说是不要让老子唬着了宝玉。金钏趁机打趣宝玉，说些吃不吃胭脂的涉嫌轻佻的话，可见其后金钏冤死也算事出有因，这里插进一笔写金钏，有为后文铺垫之功。彩云推开金钏，显示了彩云的比较懂事乃至厚道。赵姨娘给掀帘子，强调了赵的奴才地位。在贾政比较宝玉与贾环的人才的同时，说到他想起了夭折的贾珠，勾连了一下李纨的命运与处境。李纨毕竟也是住在大观园里的，是大观园里的一个异数，她是以寡妇的身份与众未婚少女生活在一起的，也算是众未婚少女一个比照吧。甚至也可以说是众少女前景之一种的预示。悲夫！

　　这一段不动声色的交代中还写了贾琏熙凤夫妇如何操纵人事大权，编造理由安排自己的人，二人是有交易的。谈论用人交易的同时，贾琏不忘回顾夫妻性事，与凤姐说点体己话“黄话”，既是自然而然，又是不伦不类。权力动作与亲缘关系乃至做爱关系纠缠在一起，不免不干不净、不清不爽。

　　以上笔墨，无大场面，无大冲突，无大悬念，甚至所写人物也颇不集中，给人以过门过渡、信笔闲笔的印象。然而，只有对所写人事境皆烂熟于心，才能写到哪儿像哪儿，写到哪儿哪儿丝丝入扣合榫，而且写到哪儿都有不止一项功能，不止一方面的内涵。这种闲笔反见功力，于是过门云云反成枢纽、枢机。

中华文化就是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它的宗教观念。盘古开天地也好，女娲补天也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神话传说。易经占卜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对于天道的理解，与其说是神学性的不如说是哲学性的乃至于不充分的理性的。玉皇大帝只不过是皇权朝廷的天上克隆，并不对文化脉络、价值观念、哲学体系产生太大的影响。崇拜祖先，供神主牌位，与其说是宗教性的不如说是饮水思源的感情表达。崇拜祖先难以说成是一个什么信仰，没有教义教规，没有神学理念也没有统一标准。

　　前面说到修建省亲别墅即后来的大观园时与采购小戏子同时还采购小尼姑小道姑，把戏子与尼姑道姑放在一起，这反映了一种别有特色的想象力。这是一种思路，一种启示：文艺与宗教，都为门第、权贵、金钱、皇权及伸延出来的贵族——这王那公之属服务，都是上述垄断了一切精神物质资源的皇权政治所豢养的寄生虫们的消费品。

　　元妃省完亲，要处理十二个小沙弥和十二个小道士——又是十二个——而且不分僧道，整合在贾府即荣国公府与宁国公府这边。由于贾府的穷亲戚——一心依附贾府的毒蘑无赖贾芹求职，凤姐使计想出一套小和尚小道士不可打发掉的缘由，建议送他们到家庙铁槛寺（即前不久凤姐在那里弄权，无缘无故地害人之地），而贾政又是不问俗务之傻子（也可能不傻，而是按老太太之眼色，又考虑到王夫人的亲戚关系），便一概听凤姐的。于是贾府不计成本，把和尚道士养起来，让这些专业宗教工作者——应该叫作神职人员，做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趁便安排管理人员，就是贾芹。凤姐要安排贾芹，而贾琏要安排贾芸，为此二人又私相授受做起交易。神职人员的命运竟决定于这两口子的交易，交易时两人还不忘回顾头一晚上的夫妻性事，他们对于宗教，对于神职，是绝无敬畏乃至些微回避自律的。

　　贾芹先支领三个月的费用，白花花的三百两银子到了手上，立刻闹腾上了：给掌秤的人一块银子，符合雁过拔毛、经手即揩油的陋习；然后自己雇了一头脚驴，再雇些车辆将二十四名僧道送去。贾芹的这些表现，令人似曾相识，一朝有了权有了钱，谁还懂得谨慎二字呢？

　　《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专门写到了贾芹在铁槛寺胡作非为，并因此被贴了小字招贴，即后来的大字报的先河。

　　看不出凤姐有什么原因那么向着贾芹，在这里凤姐办事是为了弄权、显威风，显示自己的万事能万事通，其权炙手可热，耍弄起来过瘾。凤姐的弄权带有游戏心理，有为艺术而艺术的性质。万事顺遂，弄权是拥权者的一大游戏，唯不知游戏完了谁因而遭殃；遇事不顺，欲用权自救亦不可得。有权时顺遂时用权如此随意，当然是对贾府的政治资源直到财务资源的无谓消耗，等到看到了消耗的结果了，也就无可挽救了。

　　谁见过对待宗教的这种实用主义、世俗化、垄断化、消费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也是中华一绝。能不为小和尚小道士一叹乎？

来源：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