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味(一)

刘润和

咸菜

老家民勤的夏菜品种不多，且极普通，到了秋末，能储存的所剩无几。冬天，家家户户要腌咸菜,首选大白菜。有资料说白菜古名“菘”，起源于南方，唐宋时传入北方。白菜之名的出现，是宋代苏颂《图经本草》：“扬州一种菘，叶圆而大……此所谓白菜。”

民勤的白菜种植或许早于明朝初年，更似在洪武三年以后，江南明军至此戍边，白菜随之而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户多半自种白菜，留足了过冬的量，剩余的卖到城里，一市斤不过两三分钱。本地白菜个头小，水分少，盖因气候寒凉，土地干旱。邻近的张掖地区盛产大白菜，个大水足，名满河西。有些单位每年初冬必派车拉运，当作福利分给员工。5分钱1市斤，价格比土产白菜翻一番，很受青睐。白菜之外有青椒、萝卜之类。本土青椒有2种，一种短粗、肉厚、皮色鲜红、微辣，别号“猪大肠”；一种细长、深绿、强辣，又名“狗球辣子”，属独头蒜等俗称的“四大厉害”之一。萝卜以红、黄萝卜为最佳之选，微甜，维生素丰富。有的人家还将茄子切条，加花椒，一并腌了，增色，又多一种滋味。

腌菜的盐来自县境北部的雅布赖盐池，白里发青，块大，碾碎了撒进菜里。那些年没有碘盐的说法，很多人家用这种青盐。腌菜的粗瓷缸，出自永昌县红山窑或山丹县的小窑口，黑褐色，黝亮，缸口和底圈露出黄胎。秋末冬初，供销社的货车拉着菜缸游走乡里，换钱换物，名曰“为人民服务”。人口多的家庭用大缸，人少的用半截缸、不大不小的“中盆”。缸口覆木盖，缸里的菜上压着光滑干净的石头。腌了的菜放在屋外，三九严寒前，菜缸上蒙着破羊皮袄和旧被子，以绳索扎紧，再围上麦草防冻。所谓“三九三冻破砖”，唯恐菜缸破了，冬菜就攒不住了。咸菜腌好，端上桌时往往带着冰碴。腌白菜和青椒夹杂了洋姜、沙葱等，咸涩、辛辣，与寡淡的汤面条匹配，正如焦苦生活的调料。

腌菜是个手艺活，像做饭炒菜一样。同样的原料，各人做出来的味道不尽相同。记忆中最好的咸菜是李玉寿先生的母亲——李奶做的。简单的三四种菜品，红黄绿白诸色纷呈，上桌就溢出香味，由不得想先尝为快。多年前李奶高寿归西，我对李玉寿老师说：以后再也吃不上老人家的咸菜了。

稠饭

小时候总在吃稠饭，小米稠饭、黄米稠饭、?子稠饭；搭着单调的咸菜，拌上油泼辣子，轮番吃。

夏收后种糜子和谷子，是为了储备冬粮。《诗经》里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黍”是糜子，秆不高，约三四十公分。《镇番遗事历鉴》载：“糜子，山、陕移民谓之稷，有黄、红、黑三种，红、黑者谓之‘六十黄’，自种至收，两月可熟，故名。舂米俗称‘碾米’，其具与江南石臼判然不一，晋民称为‘碾子’。土人日用之需，以黄米为主。”糜子碾去皮壳为“黄米”，经水泡煮，软粘度高，做出的稠饭比小米好吃。凉州名小吃——山药米拌面，即是土豆和黄米熬成糊糊，平和而养胃。黄米稠饭里加入猪羊肉片，味道极好。

糜子抽穗后垂散着穗头，像谦虚低调的所谓成功人士。迟迟不抽穗的糜子是得了黑穗病，穗头包乳白薄膜，渐变成黑褐色细粉,俗称“灰白头”。一群小孩在糜子地里铲草，有意无意地找“灰白头”吃，嘴唇和脸蛋沾满黑褐色。“灰白头”无味，不能充饥，只是好玩。

民勤饮食粗疏，不讲烹饪技术，不换花样。北方其它地区有米酒、黄米馍馍、黄米面糕、黄米豆包等吃食，民勤人则从一而终，黄米稠饭一吃就是一辈子。

谷子，华夏最早的五谷之一，上古时叫“稷”“粟”，甲骨文写作“禾”，距今多年了。谷苗出土，杂草随之而生。最多的是稗子，外形与谷子相似，混为一片，良莠不齐。谷子细茎高挑，约1米。秋风一过，金波摇荡，丰收在望。谷子去壳为小米，适于熬粥，也可在米汤里下面条。“妇人生产，以之做粥，食一月方止。据云下乳最易。”小米粘性差，口感粗糙，不宜做稠饭。某年，我心血来潮，想做小米稠饭，不料笨手笨脚，既不掌握米和水的比例，又不会掌控火候，稠饭以幽默的方式呈现了——半锅干湿不匀的夹生米粒，无法入口。

?子，是青稞或大麦磨成的小片颗粒。用铁锅煮了，便成稠饭。“?”字现今的汉语词典未收，或许已没有多少人用了。《康熙字典》有此字，多音，其中一音读“zhen”，石磨磨麦之意。大人们把磨?子叫“落（la）?子”，形容麦粒雪花一样落到磨盘。磨坊房顶上垂着吊吊灰，磨道里积着厚厚的汤土，踏上去尘灰飞舞。毛驴戴着眼罩和嘴笼，一圈又一圈地走动。稍有懈怠，便挨了鞭子，驴毛飞起落下，掉在未进磨眼的麦粒和落出的?子上。有了磨面机后，石磨不再落?子了。机器磨出的?子，比石磨落出的干净。当年民勤也种玉米，但很少听说过有人喝玉米面糊糊——大概那是集体的财产，种植目的是喂牲口，不当做人的食物。

冬日上午，寒风里的太阳带着暖意，在避风处撒开了光芒。穿了黑、蓝棉袄棉裤的大小人等，端着印有红色语录的搪瓷碗，津津有味地咀嚼着稠饭和咸菜。或是夜色降临，炊烟在暮霭里弥漫，草木灰若有若无漂浮，煤油灯忽明忽暗，一家人环围一盏有气无力的煤油灯，默默地吞下饭菜，俨然梵高的油画《吃土豆的人》。

煤烟

西窑炭，出产于民勤西北部的唐家沟。煤质疏松，有烟，价格低。一把柴草就可点燃，且燃烧时间长。也有无烟块煤，产自阿拉善右旗上井子或武威九条岭，价相对高。家境不好的人家多选前者，便宜，节省，几小块能烧一天。后者多半是有炉子的人家用，火力强，不呛人。

农村的土炕通常挨着灶台，二者烟道相通，做饭烧火的余热由灶台传至炕内，能获取些许温暖。灶台一角，大锅边上安了小锅——带锅，盛水或汤，借大锅的温度暖热。灶台和土炕连接处砌起三五十公分的矮墙，名曰“连子”。一来遮蔽炕上的杂物落入灶具，二来防止炕上的小孩爬上锅台。即是如此，也还经常听到孩子掉入锅里的消息。

土炕上放着圆形生铁火盆，直径五六十公分，边沿宽约20公分，中间凹陷处填了沙土用于烧炭，老家人叫“煨火盆”。《说文解字》谓“煨，盆中火也”。火盆中的西窑炭被煨着，飘起缕缕青烟。奶奶拿着形如筷子的铁钳，不时地抹去西窑炭表层的炭灰，白细像面粉。剥去了炭灰，炭体显出温暖的红色。炭灰和沙土里埋着大豆、沙枣和玉米等。炭火温度升高，这些小种子开裂，发出“噗噗”的泄气声。有时也煨土豆、烧麻雀，熟了就摆在火盆边沿。几个小孩按捺不住急切，搓着烫手的食物，连灰带土往嘴里填。白天，北风呼呼，阳光惨淡，炭火似在沉睡。夜晚，黑暗浓酽，一小堆火炭相拥，隐约发光。炕桌上，铜油灯光焰闪动；土墙上宣传画中人物忽明忽暗，不可捉摸。丝丝作响的黄铜茶壶，伴着有线喇叭里高亢嘹亮的移植样板戏，反差强烈。茶壶里放了红枣，熬出满屋子香气。奶奶把铜茶壶念作“崔崔子”，估摸是“炊炊子”的异读。多年后读到昌耀的诗句“前方灶头，有你的黄铜茶炊”，想起奶奶留下的铜茶壶，以为是神示。我带着它游走数千里，从沙漠腹地到黄河岸边，又从北方到了南方。搬了几次家，终归舍不得扔掉。老家现在很少看到这种茶壶，也没有“崔崔子”的读法了。

有几年入冬就盘炉子。买了生铁炉箅子和炉盖，请了手艺好的邻居，找来砖头，和了水泥，个把时辰就完工了。土炉子烧无烟煤，热量足。炉子连着土炕，热量吸入炕道，整个炕面被烧热。睡在炕上，贴着炕皮的那半身体炙烫，另一半和露在被子外的脑袋奇冷，犹如冰火两重天。这种土炉子后来换成了铁皮炉和铁铸炉，连着炕的烟筒换成了白铁皮的。这些年，农村还有人用土炉子取暖，难以想象他们是怎样年复一年捱过漫长的寒冷的。

零嘴四种

胡萝卜，13世纪从伊朗进口中国大陆。李时珍《本草》谓“下气补中，利胸膈肠胃，安五脏，令人健食。”《医林纂要》描述其味“生微辛苦，熟则纯甘”。民勤在清前期已有种植，“红黄两种，黄大而红小，味俱佳”。

柔柔胡萝卜，“柔柔”或许是“肉肉”的谐音，似指柔软，小巧，还有点可爱。夏收前不久，胡萝卜种子撒进了小麦地，在茂密的麦秆里生根发芽。割了小麦，秸根行间的胡萝卜缨子如雨后春笋，绿色覆盖了金黄，以至满地都成了胡萝卜的味道，淡而清凉。秋后犁地或翻地，胡萝卜被一股脑掘出地面，拧掉缨子，大的上了饭桌，进了菜缸或地窖；小的飞上屋顶，像被人遗弃的孩子，经受雨雪风沙的轮番侵袭。深冬来临，屋顶上的胡萝卜水分尽失，干瘪如朽木，在扫帚驱赶下再次聚拢，滚落地面，极小量、分批次地装进各色袋兜，变成零食。柔柔胡萝卜并不全柔，多半僵硬，吃起来费劲。在食物缺乏的年代，它们像风干肉块，填塞着饥渴的欲望。一张张咀嚼的脸奋力扭动，嘴歪眼斜，间或露出狰狞吃相，使人联想到骡马、鳄鱼类的大型动物。也有酥脆似干草叶的，是雪后高寒冻渣的胡萝卜，苦涩里残存着一丝甜味。

油渣、豆饼，是芝麻和胡麻、大豆榨油的残余物压制而成，若汽车轮胎大小，从国营油坊分配到生产队，当大牲畜饲料。驴马吃不了太多，有人便在驴马口中夺食，砸开油渣、豆饼，剥出无数小片，给饥饿嘴馋的大人和孩子。油渣墨绿、豆饼金黄，发着油香和豆香，入口不是味同嚼蜡，而是如同咬石，无味且啃不动。“那是牲口的吃头”，大人们咧嘴苦笑，孩子们如获至宝，像弱小动物盼着稀有的美食。

锁阳，形似铁棍山药，涩里带甜，老家人读为“锁盐”。《本草切要》说其“治阳弱精虚，阴衰血竭，大肠燥涸，便秘不运”，当今被炒成滋阴壮阳的灵丹妙药了。民勤地处沙漠深处，阳光充裕，干旱少雨，锁阳和甘草药效极好，颇有声名。锁阳在苦寒的沙漠边缘生长，性热，隐忍，冬天雪地上最先消融处，其下必有锁阳存在。三九寒天挖出的锁阳品质最佳，据说是上品大补；冬天其他时间出土的稍次。春天锁阳出苗，沙地上突出一支支矛头，俗称“苗枪”，属次品。县药材公司收购锁阳，选材、晒干，包装了送药店或发外地。干这些活的，多是街道里无正式工作的大妈大嫂。她们集中在药材公司的仓库甘草厂——一座被捣毁的清代庙宇遗址，各持一把亮光闪闪的切刀，手臂上下飞动，机械地剁切地上甘草。锁阳堆在一边，是被看管的公财。那些母亲们歇息或上厕所时，避开监工的目光，顺手会拿几截锁阳塞进衣兜。她们的孩子放学，直奔甘草厂，从母亲的衣襟里摸出锁阳，躲在墙角偷吃。干枯的锁阳，在孩子们嘴角变成褐色的流质，也在口袋和书包里变成次日的食物——明天该用锁阳换得同桌的黑面馒头。

炒面，小学时，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小布袋，装炒熟的小麦面粉。袋口穿了拉绳，防止袋里的炒面漏出。袋里插一塑料管或笔管，小半伸出袋口供吸吮。随处可见吃了炒面的嘴巴，上下嘴唇粘糊白粉，互称“白屁股黄羊”。多说一句，经年大跃进、除“四害”运动，本地黄羊遭遇灭群之灾，几近绝迹。我仅在传说里听到，不曾见过实物。以“黄羊”戏谑，是对食物的怀念，还是对生态破坏的歉疚？

油食

薄荷叶油饼，掺了磨成粉末的薄荷叶，菜籽油炸出，色深绿，出锅时撒白砂糖，清爽甜腻。现在依然流行于城乡大小饭馆。大油葱花饼，盖因大油脂高味厚,不为当代人喜欢，今已不多见。端午，家家包“粽子”，实为青黄不接时的奢侈。不是怀念祖先，也非祭奠屈原，全无汉、晋等古代遗风。用小麦换、从国营粮站买来有限的糯米，夹杂本地红枣，蒸出粽子，用油饼代替植物叶子包了，名为“油饼卷粽”。油饼的大用场，在青年男女的婚事。男方须按定量将油饼摞好，红棉绳捆了，送往女方家，叫“份饭”。有“苕女婿吃油饼，双沓儿（两块叠起来）”的笑话，足见当时老家人对油饼的渴望。我上小学前吃油饼过量，伤食，呕吐，从此不喜油炸食品。

油炸麻花，民勤人叫“油棒子”，用扁豆小米稀饭泡吃，称为“油棒米汤”。麻花做法无特色。汤或粥若单用小米，做法简单。若用扁豆，须加碱或蓬灰将坚硬的扁豆煮至稀烂。改革开放初，县城一王姓个体户的扁豆米汤极为火爆，食客列队等候，门庭若市。竞争对手使出歪招，散布王家米汤里发现老鼠、鞋垫等物。王家生意遽冷，关门歇业了事。市场另一端，多家麻花米汤店陆续出现，口味大同小异。

油糕，以烫面饼包红糖，投诸油锅炸熟，外酥内嫩，甚甜腻。各地叫法不同，晋中一带叫“油糕”，近似民勤“糖油糕”。圆如柿饼，两面微鼓，香味诱人。县城商户“戴油糕”稳居制作、销售头把交椅数年。依稀记得油锅上横置两根或数根铁签，上面摆了一溜油糕，金黄、微黑。油锅里青烟缭绕，乌油沸腾。戴油糕的蓝色大褂油光闪闪，一副难辨颜色的套袖中伸出两只黄亮的油手，时而抟着红糖和面团，时而攥了铁签从油锅里急速搛出油糕，嘴里不停地吆喝：“吃油糕来——吃油糕来——”

油馃子，各种花样均有，大多是长方形、手掌大小、两层掏花。炸油馃耗油多，费时间，常集中在腊月下旬。炸好放进瓷缸，防干。春节走亲访友，油馃不可缺席，互相交换，约定俗成。罐头、面包出现在县城后，油馃的地位渐次下降，成为摆设。我多次在甘肃回民朋友家做客，油馃子的品种多，做工细，花色繁复，远远超出了老家的乡亲们。要说味，还是老家的地道，有沙土气息。

土腥

土腥，一种气味。

立冬一过，天气逐日见冷。树上没了叶子，枝条裸露，像脱光了衣服的人，在劲风中啸叫。地里泛着枯黄，被牲畜多次扫荡后的杂草稀疏低矮，毫无生气。

风起于莫名处，由丝缕壮大为疾流，打着旋子，卷起细尘和草叶。风吹过土墙，晒太阳的驴和马眯起大而疲惫的眼睛，似在回忆草木繁茂时的一场美梦。风窜出零乱破败的黄泥庄户，一路狂奔。

光秃的田野上，三三两两的农民在平田整地，十来个民兵背着步枪摸爬滚打，煞有介事。风在人群里绕来绕去，那些人停住拄着枪支、铁锨和榔头，极力从焦渴的嘴里挤出粘稠的唾沫，星星点点地使劲向风射去，伴以絮絮叨叨的咒骂。风懂人言，旋转更为迅疾，或聚成粗大的风柱，拧成绳状冲上青天；或在乱坟堆中化为乌有，尘消雾散。

土腥弥漫，终年如一。

年5月1日

老家味（二）

刘润和

油茶油茶，冬季早餐之一。宰了猪、羊，把板油切丁，在铁锅里翻炒。肉丁和油分离，收缩为“油哱罗子”，金黄发亮，香，脆，解馋。捞出肉丁，在一汪猪、羊油里放入炒面、葱末和五香粉，用力搅拌，老家人谓“跐”。此处的“跐”与其本意“用脚踩踏”无关，而是用手拿勺子使劲。猪、羊油和炒面在盆或碗里融为一体，逐渐冷却，凝成块状。食用时切为碎末，熬成糊状，泡馍或饼吃，味醇厚。陕西油茶是在炒面里加动植物油、桃仁、花生、芝麻等，民勤做法大同小异，但没有桃仁一类的辅料——当地不产这些物品，多数人家买不起。兰州也有油茶，加入的辅料比陕西少，比民勤多，味道近似。

烟熏气诗人韩东在其诗《温柔的部分》里写道:“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早年读此诗，感觉头顶有炊烟飘起，烟火味随风吹来。烟熏气，是老家的味道之一。

土木结构的老式民居，土炕、锅台、油灯、火盆、炉子，无一不与烟火有关。屋顶的木梁、檩、椽、芨芨草编织的房席，经年为烟火熏染，黝黑如涂了厚厚的油漆，发着幽幽暗光。房席结了吊吊灰，檩椽表层的烟油聚成一绺，高温时掉下点点乌黑的“油滴子”。油烟篡改了墙壁的黄土本色，四壁黑如锅铁。透过中式花格木窗，光线直扑黑墙上色彩斑斓的工农兵宣传画——那些手臂比例超大、面孔紫红如铜、表情喜怒尽显的人物，正以炯炯目光注视着黑屋的一切。

80年代初，一久居台湾的老兵回乡探亲，在黑屋里面壁惊叹：“你们把屋子刷得乌光明亮，得多少油漆？要花几天功夫啊？”

土炕，炕洞或开在屋里，或开在屋外后墙。冬天和初春的黄昏，每家都有人提着筐子，装上秋天储存的麦草和稳子，填塞到炕洞，用耥耙——长约2米的“丁”字形木耙将燃料摊平，点火烧炕。若遇风向逆反或草稳潮湿，屋里浓烟滚滚，呛得烧炕者紧闭双眼，咳喘不止。大风天气时炕火凶猛，炕洞里呼呼作响，炕上的芨芨草席和羊毛毡常被烫出黑洞。各家备有木板或木棍，土炕温度过高时塞进炕皮和草席之间，隔热、防烫。炕洞里的草木灰，隔几天就用铁锨掏出来，倒进露天厕所。老家人惯称厕所为“灰圈”，来历即此。

冬暖夏凉的土炕，烧热过多少人的梦，又消解了多少人的夜？

旱烟、煤烟、柴火，无处不在的烟熏气，流动在人的头发、衣服、呼吸甚至血液里，在树木的摇动、骡马的蹄声、井水的微波里。“这里永远怀有某种真实的悲哀/就像农民痛哭自己的庄稼”(韩东诗)。

布拉子青黄不接时的“穷人菜”，陕北、山东青州、甘肃各地皆做。以时令蔬菜等做主料，拌了面粉蒸熟，加植物油、盐和其它调料即可。

老家的“毛馍馍”布拉子，估计已难得一见了。农村用大铁锅和馕坑蒸烤馒头、锅盔、花卷等，一次均在十数斤以上。碰上阴雨不开，通风不畅，这些熟食极易霉变，长出黑、黄、绿色的菌毛，味道甜、苦各异。“毛馍馍”之名由此而来。家长舍不得用来喂猪，更不想扔了，泡软，搅碎，拌面做布拉子。另一种情形是馍馍僵硬，嚼不烂，也做布拉子。

我在老家吃过多种布拉子。春天爬榆树、槐树，摘了花做布拉子尝鲜。南瓜，又名菜葫芦或笨葫芦，盛夏时叶大茎壮，枝蔓铺地或爬上墙头，悬起朵朵黄色的喇叭，蜜蜂嗡嗡，声色诱人。摘了南瓜花做的布拉子，微甜、味鲜。那年代大唱“红米饭南瓜汤”，穷乡僻壤有南瓜汤，哪有红米？革命理想全靠瓜菜滋养。儿童歌曲《井冈山下种南瓜》有唱句：“做餐革命传统饭呀，红米野菜煮南瓜呀，”我想象的南瓜饭，就是布拉子吃完后做的南瓜面条，没有红米野菜。秋天，一伙小学生偷偷摸摸爬在地里，揪下苜蓿花塞进书包或口袋，回家做布拉子。至于土豆、糖菜、胡萝卜做的布拉子，属家常便饭，并无稀奇。

茶饮老家人饮茶，数百年多为茯砖，出自湖南安化和益阳。健胃、利尿、去腻解酒，是边地紧俏物品。明清至民国，民勤茶商马合盛号将湖南等地茶叶运至陕西泾阳加工，成品贩往西北各地，赚成甘肃巨富。民勤人喝的茶，多赖马氏供给。李玉寿先生《天下民勤》一书等有详细记述。

年，马合盛号渐趋没落。腊月，63岁的大掌柜CEO桑培荣“被居停主人迫而外出，由镇而凉、而兰、而陕、而泾”，收拾残局。他在泾阳的孤馆寒窗里写下了马氏茶号衰败的因由和惨状：

“余忝膺主人之聘，于宣统三年曾来泾邑经理茶业。适逢国变、兵燹之余，军人驻扎，几虑不保。未几而清廷逊位，革命告成，余遂西上。民国十九年九月初六日，因某防军分驻此宅，士卒等收拾火药、炸弹、煤油之类，一时失慎，炸药暴发。可怜正宅两大院一炬成灰，寸木无存，只剩后院及西偏院一宅而已。二十三年冬，余适因事务乘飞机前来陕省，晋谒马彤卿主人，遂复逾渭渡泾，重莅斯地，栖居西偏院之西厢。阴霾黑暗，惨无天日，不胜城郭今昔之感。”（桑培荣《萍水日记》）

民勤茶商消失，老家人喝茶大概不如从前方便了。年后的30年间，茯砖摆在国营商店，公职人员还能喝得起，普通百姓未必经常喝。后来有了花茶，更是稀罕物。80年代，经济好转，茯砖大行其道，老家人的茶杯盛满黑酽的汁液，加了白糖、红枣、枸杞等，一直喝到茶色发白无味方休。绿茶、红茶的普及，似在近二三十年。

民勤有大小两种茴香。大茴香成片种植出售，作香料药用，碾成粉末炒菜，有肉味，俗称假荤腥。小茴香野生野长，秋后收集取籽，秆剁碎，炒，泡水喝。小茴香籽泡水微浊，秆子泡水清亮。老家人所说的“茴香茶”，实无“茶”的成分，不过是一种饮品，是替代茶叶的不二之选。《唐本草》载“为温中散寒、立行渚气之要品。”茴香茶色金黄，味辛甜，酷暑高温时隔夜不馊。老家的骆驼客远走绥远、张家口和外蒙等地，随身带着泡了茴香的水皮囊。一说茴香茶最少7天不变味，另说暖胃驱寒，利于适应水土变换。

我离开老家多年，在河西、在兰州，时常用老家亲友赠与的茴香泡水，清爽，开胃，有乡愁的滋味。犹记得上学时，装满茴香水的玻璃瓶，沉甸甸地坠在书包一角；也记得老家旧屋，茴香秆和籽沉在瓷盆底部，放学回家总要大喝几口。

球状闪电茄莲，学名苤蓝，又称球茎甘蓝，橄榄球等。16世纪到自欧洲舶来中国大陆，南北皆种植，品种不同而已。《本草求原》谓其甘辛，冷，无毒；宽胸，解酒。《滇南本草》称：“治脾虚火盛，中膈存痰，腹内冷疼，小便淋浊；又治大麻风疥癞之疾；生食止渴化痰，煎服治大肠下血；烧灰为末，治脑漏；吹鼻治中风不语。皮能止渴淋。”我对上述药用几无所知，搬来权当初学。现代人分析的各种营养，在当时并不在治病之列，充饥而已。

老家的茄莲似属笨苤蓝一类，大叶、绿皮、白肉；秋种，百十天成熟。扁圆型球体，大的30公分，重两三公斤。城郊的生产队多有种植，秋后在市场、马路边卖。那些种菜的农民，秋末冬初推着架子车走向城里，帽子和胡须上挂着寒霜凝成的白水珠。茄莲被揪掉了厚大的叶片，像一个个不规则的绿皮球，层层摞摞挤进架子车箱，交易后被搬上厨房的桌案，等待刀具的处置。

民勤之外的地区，茄莲的吃法五花八门，腌炸泡炒各有手段。

民勤食用方法有二。一腌咸菜，佐以芹菜、辣椒，红白绿三色俱全。90年代后期至今在民勤坝区盛行。二切丝，煮熟，拌红辣椒即成“红菜”。在面条为主食的年代，红菜是逢婚丧嫁娶的标配。简陋的伙房乌烟瘴气，风匣哐嘡作响，炉火一明一暗，黑铁大锅沸水翻腾。锅台上一人操柳条笊篱，将火候足够的茄莲丝频频捞出，扣入2米见方的篰篮。热度降低后再分入面盆，撒上辣椒面和麻籽油，拌匀，装满菜盘上桌。青壮年变成饕餮，老人们扭动面颊，拼凑出令人心酸的盛宴。

老家俗话骂女人丑，喻为“猪不啃的茄莲”；骂人愚笨，常用“头吃的像茄莲”，嘲笑他人，戏谑自己——在极端环境生长、被清洗过的脑袋，再聪明也是茄莲。

茄莲，像“球状闪电”，但不能飞，也不会在空中爆裂。

挂面碗碗挂面，实在是太普通了。从北到南，品牌繁多，工艺由手工进化为机制，没有太多的地域差异。有资料说挂面最早出现在元代，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博士的研究结论是：从敦煌文献发现，挂面在唐代就出现了，当时叫做“须面”。大概类似火锅配用的龙须面、牛肉面的细面或毛细。

老家手工挂面，搭起和屋檐齐高的木架，约3米。挂面上架，千丝万缕如瀑布定格，有画意。面挂好下架，主体切段，分捆包扎，剩余挂杆处的面头，形扁圆，拇指大小，长、宽两三公分，在面柱上似一微型瓦，下架干了就不像瓦了。老家叫“挂面碗碗”，但“挂面瓦瓦”更贴切。上薄、盐轻；下厚、盐重，咸。这些面疙瘩长短参差，厚薄不匀，厚的要煮很久才变熟变软，薄的已成烂糊糊了。拌了油泼辣椒、蒜泥或醋，入胃后反攻倒算，咸、硬，难消化。偶尔吃一顿尚可，吃多了就成了折磨。胃扎，口渴，整天喝水；加上老家水咸，越喝越渴，肚子鼓胀，听得到水在里面咣当。

挂面匠一般要反复利用挂面碗碗，泡成面团，等下一家挂面时掺入新面充重量，是其赚钱的技巧之一。近年机器挂面机大行其道，挂面碗碗多被回机再造成面条。请挂面匠做手工挂面的人家，留下一些挂面碗碗自己吃，多余的拿出去卖，满足了喜好者，也免了反胃之虞。

糖萝卜浮沉糖萝卜，也是西域或欧洲的外来物。这个又名糖菜的植物，饱含甜蜜，暗藏苦涩。70年代，民勤大量种植，供给武威南部的黄羊镇糖厂；未达到收购标准的残余，变为包子或布拉子的原料。秋末，挖糖菜的男女老少挥动铁锨?头，仿佛愤怒的复仇者，要在大地皮肤上刻下疤痕。挖出的糖菜用架子车拉回家，堆在屋檐下。一场持久战开始，有动手能力者全部深陷其中。剁叶子、刮根须，用小铁勺挖掉皱褶里的泥土。入夜，电灯垂在屋檐下，灯蛾飞绕，像一团空悬的黄雾。若逢停电，油灯如豆，劳动者睁大眼睛，吃力地和糖萝卜上的泥土较劲。秋寒冰凉，渗进被贫穷劫持的乡村。

糖萝卜收购点在城南，送货的长队罗列四周，全无“扬鞭催马送公粮”的喜庆。老乡带着干粮和开水瓶，半夜起来赶路、排队，驴拉手推着捯饬干净的糖萝卜，等待验货、取款，一个流程下来就是一两天，难避天时、人为的凌虐。

数年后，县城东郊修起了糖厂。要喂饱糖厂的机器，各乡镇按计划给农民分派种植任务，糖萝卜大批量涌上了地面和道路，在糖厂里被榨干后，渣滓堆积如枯骨，腐烂、刺目。收货方无现金支付，遂讨得权威指令，开白条收据，或以新出产的白糖抵顶欠款。农民用汗水换来的白条，迟迟兑换不了现金，便以货币的面目入市流通，买卖、易货、歌厅消费、餐厅饮酒……传闻外地驻民勤的性工作者，拿着白条找有司讨债。糖萝卜换来的白糖瘟疫一样在家乡流转，有玩笑说：那几年白糖多如沙子，尿出来的尿含糖量极高，粘稠如胶。

经此大劫，糖厂销声匿迹，糖萝卜一蹶不振，换不了金银，也无昔日熙熙攘攘的庞大阵容了。

记得一本关于东南亚历史的著作称：19世纪30至70年代，印尼殖民政府在爪哇把土地租给农民，强迫种植甘蔗、烟草等出口农作物，按官价向政府缴纳，代替地租。我由此想到过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经典作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其中旧殖民主义掠夺拉丁美洲金银、农作物和其他矿产的历史，犹在轮回。

千百年来，家乡被切开的血管，流淌的还是黄沙。

猪粪臭猪场设在一座废弃的大院里。大院主人年捱不住饥荒，变卖了家产，撇下几间堂屋作为以后回乡的退路，流亡新疆。年，与养猪有关的最高指示再次传达到老家，“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队里办猪场，家里要养猪，目标为一人一猪、一亩一猪。村头的批林批孔标语被刷新，变作“反修防修，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猪浑身是宝，革命人民不能少”等等。

△民勤旧时的现代化猪场

社员们在大院里砌起了猪圈，从市场里买来猪崽，养猪事业就算开展起来了。猪粪味在空气里扎住了根。几十头猪张开嘴巴，意味着要有食物填饱肚子。于是大面积种玉米、蔓菁等猪饲料。有了饲料，却没人自愿为集体养猪，生产队只好每周指定一户人家负责猪的饮食起居。

忙乱从秋天开始。小学生被组了队，拿了小铁铲，提着芨芨草筐子，到生产队挖蔓菁。绿色、白色、淡黄的蔓菁，在一双双小手的拉扯撕揪中脱离土地，划着抛物线，飞入架子车箱运往猪场。猪场硕大的灶膛烟熏火燎，铁锅塞满蔓菁，冒着若有若无的白气。大人和小孩轮换烧火，等蔓菁煮熟后挑甜的吃。煮烂的蔓菁，拌了糠和麸子喂猪。猪们也挑食，挤着同伙找可口的吃。一张张长嘴在水泥槽里拱来拱去，发出低沉有力的吞噬声。

分属乌克兰和约克夏系列的白猪、黑猪、花色猪，或在墙根边沉睡，或在仰望天空，或在追逐嬉戏，一副无忧无虑的幸福相。猪圈堆满猪粪，有的粪堆高到了半截圈墙。一头褐色的公猪站在粪堆最高处，摇头晃脑哼哼唧唧，甩动的小尾巴下流出菜糠色粪便。猪圈的矮墙上，爬着几个小孩，看兽医给母猪接生。在围观者交头接耳的啧啧中，一头头小猪降生了。它们在麦秸堆里睁开眼睛，天真地打量着凶险的世界。

冬末，猪粪冻成冰坨，臭气不像夏秋浓重。猪场大墙下摞着的玉米棒子、玉米秆和麦草派上了用场。一台柴油机带动着一台绿色粉碎机早晚轰鸣，灰尘冲天，吞下各种植物干尸，化为齑粉。粉碎机旁，操作员戴着帽子、口罩、护袖和手套，仅留出的眼睛已与灰土融为一体。一名送料的助手全副武装，抱着草料来回运动，像复活的兵马俑。

猪吃不到新鲜蔬菜，精神越来越差，抗病能力急剧下降。猪得病不治的噩耗，经常从猪场里传出。隔年春天，一场猪瘟不期而至，防不胜防的猪们大部分死于大梦之中。

生产队的猪场破产了，猪圈废弃，如同一口口掘开的坟墓。

农家自养的猪命运稍好，很少遭遇瘟疫袭击。在相对宽松的圈棚里长到膘肥体壮，无可避免地走向屠刀。有的农户逢年或婚丧大事杀猪，拔下猪鬃和猪毛卖给供销社，小肠卖给农副加工厂，换来几角人民币。更多的农户把猪卖给食品厂，换的百元左右的收入。深秋或初冬的早晨，猪吃过了一顿丰盛的菜糠，晕晕乎乎中被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揪住大耳和四肢，五花大绑后卡进架子车箱。猪预感到末日来临，尖声嚎叫，死命挣扎，将粪便一路洒向收购站。

猪粪的臭气，又似解不开的魔咒，悬在城乡上空。

——.5.22

作者简介：刘润和，男，年10月生，民勤县苏武镇西湖村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化学者。现在中华保险集团公司（北京）工作。

责任编辑：邸士智